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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学 | 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
2018-1-29 2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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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学 | 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

2018-01-29 杨富学 

摘要:六字真言是密宗所谓莲花部之根本真言,自元代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流行而盛传至今。六字真言题字在全国各地十分常见,既有梵文,也有汉文、藏文,还有回鹘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等,但一般都是单体而刻的,仅有少数用二种文字合璧镌刻,使用三种以上多体文字合璧镌刻的六字真言更是极为罕见,迄今所知者仅有四例,而且都发现于河西走廊一带,其中三例可见于敦煌莫高窟,一例见于甘肃永昌御山圣容寺。

著名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使用了梵、汉、藏、回鹘、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永昌所见也使用了同样的六种文字。莫高窟464窟前室所见文种略少,其一使用了梵、藏、回鹘和汉共四种文字,另一方则在四种文字之外多出了八思巴文。这类题字仅见于河西地区,而且都与当地统治者蒙古豳王出伯家族有关。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很可能与出伯家族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有关,意在通过使用多体文字六字真言这种简单方式,表达出其对不同民族文化尊重的意向,以期团结当地诸族;以藏传佛教及其所尊崇的六字真言为纽带,更容易凝聚当地不同民族对同样尊崇藏传佛教的元中央王朝的向心力,齐心协力,共同抵御来自西域伊斯兰教旗帜下的蒙古诸王反叛势力的侵扰,达到戍疆固边之目的。

关键词:藏传佛教;六字真言;蒙古;敦煌;河西


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中最受尊崇的一句咒语,密宗认为这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亦即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数,故称六字真言,又称六字大明咒。藏文写作ommani pad me hūm,系梵文o/manipadme hūm的借用,汉文音译作唵、嘛、呢、叭、咪、吽。究其名义,唵(O/)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只有身、口、意与佛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为梵文mani之音译,原意为“摩尼宝珠”、“如意宝”等,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珠,则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相当于梵文padme,原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即梵文hūm,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为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①]藏传佛教把这6个字看做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循环往复持诵思维,念念不忘,如此即可积累功德,终得解脱。

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见于6~7世纪成书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梵文作Avalokiteśvara- Guzakārazdavyūha,藏文作Za-ma-tog-bkod-pa)。[②]据宋人赵安仁、杨亿编纂《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此经之汉文译本系天息灾(?~1000)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译出,共计4卷。但六字真言并未因此而在印度及中原地区流行,只是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才逐步盛行开来。六字真言在藏族中形成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 T. 420-1、S. T. 421-1、S. T. 720[③]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T. 37、P. T. 51等藏文写卷即是。[④]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自那时起,六字真言便因被视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甚至佛法的象征而备受推崇,嗣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

六字真言信仰长期流行,至今不衰,六字真言题字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既有梵文,也有汉文、藏文,还有回鹘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等,种类繁多。浚县大伾山今存六字真言题刻达十一方,其中梵文7方,汉文2方,回鹘文和八思巴文各1方。[⑤]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都是单体而刻的,仅有少数用二种文字合璧镌刻,如杭州飞来峰即发现有梵汉合璧的六字真言题刻。[⑥]但用三种以上多体文字合璧镌刻的六字真言却极为罕见,仅于河西一带有所发现,分别使用四种、五种甚至六种文字。其中,最负盛名的为今存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勒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保存基本完好,略有残泐,所幸清人徐松《西域水道记》[⑦]、罗振玉《西陲石刻录》[⑧]等有录文,缺失与模糊不清文字可据以弥补。残石高75厘米,宽57厘米,由晋宁路绛州(今陕西新绛县)白台寺僧守朗立,奢蓝令栴刻。碣石上方横书正楷“莫高窟”三字,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图1)。而在六字真言之外围有诸多题字,左为速来蛮西宁王、脱花赤大王、太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结来歹、妃子屈术的题名,右题:“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另有长老米米、耳立嵬、刘耳立嵬、吴义赛等12人题名。莲座下则是沙州路(今甘肃敦煌市)河渠司提领威罗沙、哈只、大使逆流吉、大使兴都、百户宜吉、翟忍布、善友脱果、答失蛮、李世荣、陈世昌、翟文通、哈喇阳、公哥力加等72人题名。在外围之外,右题“卜鲁合真、陈氏妙因龛”,左题“奢蓝令栴刻”。[⑨]共得95人题名,其中以蒙古人居多,如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妃子屈术、大使兴都、百户宜吉、脱花赤大王以及结来歹、卜鲁合真、拜延、刘拜延、也先怗木等皆是。[⑩]其次为汉人,如吴义赛、张宣、李世荣、陈世昌、翟文通、梁黑狗等。还有其他民族,如藏族有奢蓝令梅、公哥力加、玩着藏布、朵立只、今只合巴等;回鹘人有阿卜海牙、哈喇阳(?)等;西夏人有耳立嵬、刘耳立嵬等[11]。更有来自西域的人士,如哈只、答失蛮等。哈只为阿拉伯文Hājj的音译,意为“朝觐者”,又译哈吉、哈哲,是给予曾经前往阿拉伯朝圣者穆斯林的尊称;答失蛮为波斯文Danishmand的音译,又作达失蛮、大石马,义为学者、明哲的人,在元代主要用以指称伊斯兰教的总结职业者,有时也用以称呼一般的伊斯兰教徒,有时又用作人名。[12]这里哈只、答失蛮均用作人名,二者即使非伊斯兰教徒,也应有一定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总而言之,该碑之立当有多民族人士参与。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速来蛮及其三子均出生于西域伊斯兰化的王朝——察合台汗国,故其名号颇受伊斯兰教影响。如西宁王速来蛮,即阿拉伯语Sulaimān之音译,今译苏莱曼,《古兰经》故事人物,安拉的使者之一,达伍德之子,为穆斯林常用名。再如王子速丹沙为Sultān Sh(āh)之音译。Sultān为阿拉伯语,古译“速丹”或“速檀”,今译“苏丹”,原意为“力量”或“权柄”,用以称呼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后来继承速来蛮王位的王子牙罕沙(又作养阿沙)为Yaghan Shāh之音译。Yaghan为突厥语,意为“象”;“沙”(Shāh)则为波斯语。说明速丹沙、养阿沙之取名皆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速来蛮家族由察合台汗国徙居河西后,情况大变,从其家族成员的命名上即可看得出来,不复出现伊斯兰化命名,代之以佛化人名,如牙罕沙之子取名答剌麻八剌(Darmabala),借自梵文Dharmapāla,意为“护法”。[13]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勒立及此后对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皇庆寺的修建[14]表明,因受当地流行的佛教文化氛围的影响,速来蛮家族已摒弃了原来所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速来蛮家族曾皈依伊斯兰教)转而支持佛教,成为敦煌佛事活动的重要施主。在西宁王统治时期,敦煌的佛教事业,尤其是石窟营建进入高潮。[15]

用同样六种文字合璧题刻的六字真言还见于甘肃永昌县北25里御山圣容寺对面山崖。刻石分为二方,左边一方四行,自上而下依次为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图2);右边一方2行,上为梵文,下为藏文。刻石虽模糊不清,但内容依稀可辨,早已为学界所知。

除以上二刻石之外,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还可见于莫高窟北区第464窟之壁面上,墨书,字迹清晰端正,惜迄今尚少为学界所知。

图1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图2 永昌六体六字真言题刻

第464窟(张大千编号308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位处莫高窟最北端,左与第465窟,右与第463窟相毗邻,其规模在莫高窟属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顶,略有尖脊,顶部地仗大部分脱落,仅存东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绘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善财五十三参变,画面受人为损毁严重,多处被切割、刻划。[16]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即分别题写于前室的南北二壁。

南壁所书依次为梵、藏、回鹘和汉共四种文字(图3)。北壁题铭框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书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为汉文、八思巴文,另有用汉字书写的偈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图4)。[17]

需引起注意的是,梵文六字真言的顺序应为o/mani padme hūm,但在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书写混乱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单写于第1行,另行开首写倒数第五字dme(弥),然后再写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464窟长期被认定为西夏窟。[18] 笔者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图3 莫高窟464窟前室南壁四体六字真言       

  图4 莫高窟464窟前室北壁五体六字真言

图5 莫高窟464窟后室东壁甬道顶梵文六字真言

一、该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很有可能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禅窟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才变成了毗诃罗窟;由于前室坍塌,原来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变为前室和后室结构;

二、后室重修于元代早期,内有梵文六字真言(图5),后来回鹘改造前室与甬道时,对后室壁画有一定破坏;

三、甬道南北二壁之菩萨像及回鹘文榜题表明,现存的四尊菩萨像分别为四地菩萨、五地菩萨、九地菩萨(回鹘文榜题已失)和十地菩萨,其余6尊菩萨像与榜题均毁。十地菩萨像是敦煌艺术中前所未知的新题材,幸赖回鹘文题记而得以识别,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榜题文字皆摘录自10世纪回鹘著名翻译家、北庭人胜光法师(Šïngqo Säli Tutung)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卷4,说明该窟甬道为回鹘所重修,而甬道壁画与前室又是连为一体的,为同一时代之遗存。

四、甬道与前室的修复活动应在元明之交,考虑到石窟的改造旨在瘗埋蒙古公主,即原来的禅窟被封堵而变成了公主墓,加上窟内发现有为超度死者亡灵而抄写的回鹘文度亡书及歌颂沙州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诗歌,故而可以认为,该窟前室、甬道由回鹘重修,其重修、重绘活动应是在速来蛮家族的支持下进行的。[19]

这里又出现了速来蛮家族,同样与事佛有关。464窟甬道与前室重修的时代应稍晚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勒立。后者为速来蛮于至正八年(1348)亲立,继之速来蛮又支持重修敦煌莫高窟第61窟之前的皇庆寺。[20]至正十一年(1351),皇庆寺落成,不久,速来蛮薨亡。以理度之,支持重新修复464窟者必为其子孙无疑。易言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勒立及464窟前室之六字真言的题写,都与速来蛮家族息息相关。

此外,在464窟南侧的B126窟前室西壁有用朱红书写的梵、回鹘、藏和汉文六字真言,题字下有藏式佛塔,二侧分别题写“见十方佛”和“深入禅定”八字。在465窟右上角无编号的一个小龛内,有用梵、回鹘和藏三种文字题写的六字真言。这些都应与元末蒙古豳王家族在以464、465窟为中心的北区的活动息息相关。

那么,永昌六字真言与其家族是否同样有关呢?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关于速来蛮的身世,波斯文文献《史集》有如下记载:

察合台的第六个儿子拜答儿。他是个矮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射手……他有一个儿子名叫阿鲁忽,阿鲁忽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合班。第二个儿子叫出伯。他一生为合汗效劳,并死于为合汗效劳。[21]

察合台孙阿鲁忽在1260年被阿里不哥任命为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但因不满阿里不哥的横征暴敛而转归忽必烈麾下,并在忽必烈的支持下打败了前来讨伐的阿里不哥军队。1264年,阿鲁忽亡故,汗权旁落。继位的木八剌沙与窝阔台汗海都结为反忽必烈的联盟,不断侵扰漠北及元朝西境,给元朝在西北的统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1277至1282年之间,阿鲁忽子合班、出伯兄弟率骑兵万人归顺忽必烈,受到重用,衔命驻守西北边地。出伯英勇善战,多次出兵平叛,屡有斩获,大大加强了中原王朝在西陲抵御西域蒙古诸王叛军势力袭扰的能力。史载:

出伯……置本营于甘州,兼领沙州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陇右诸王驸马及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吐蕃乌斯藏宣慰司、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并听节制。[22]

其中的“兀丹”指于阗,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可见,当时出伯管辖范围相当广袤,东起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西至新疆吐鲁番盆地。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吐蕃及陇右、陇中地区(巩昌)亦受其节制。永昌御山圣容寺位处甘州东不远处,为出伯直接管辖区。大德八年(1304),出伯被封为威武西宁王,越三年而进封豳王,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驻沙州,同年十二月进封豳王。[23]次年,西宁王之位由忽答里迷失侄、出伯孙速来蛮继袭。元统二年(1334)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驻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驻瓜州(今甘肃瓜州县)。如是,出伯家族就形成了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共四个乌鲁斯,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河西走廊至西域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一带。[24]

出伯家族(或曰豳王家族、速来蛮家族)之辖地,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不仅民族成分复杂,而且势力很大,如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族都颇具影响力。妥善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势必有利于同心协力,共同抵御来自西域的反叛势力。

出伯家族重视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在许多方面都可表现出来。如至正八年,速来蛮主持修复莫高窟皇庆寺,从有关碑记看,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的勒立一样,共与其事者既有蒙古族,也有汉族、西夏人等多种民族。[25]甘肃省酒泉文殊山石窟出土的《重修文殊寺碑》记载了出伯孙、第三代豳王喃答失(Nomdaš)及其兄弟、亲属等发心重修文殊寺的事迹,但未使用蒙古文而是用汉文和回鹘文合璧镌刻。[26]驻守于哈密的出伯孙、第三代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Buyan-Qulï)曾于至正十二年(1352)亲赴瓜州榆林窟朝山,所留题记未用蒙古文,使用的却是回鹘文。[27]这些都体现了出伯家族成员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

蒙古贵族集团“以马上得天下”,用武力征服其他民族,统一了全国。为巩固政权,统治被征服民族,如同历朝历代统治者一样,元朝统治者也采取了“刚柔并济”“威德兼施”的策略。[28]但从整体言,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其民族政策带有更加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诚如明人叶子奇所言:

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是以王泽之施,少及江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29] 

这种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加上元廷在政治上又采用民族分化政策,将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以凸显蒙古人之优越地位并压抑被征服诸族。[30]上述举措不仅不利于调和反而容易激化不同民族间固有的矛盾,致使有元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处于十分尖锐的程度。

与当时元政府奉行的民族歧视、分化政策不同,出伯家族对辖区民族关系的处理要开明而且公平得多,尤有进者,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兼容并包,高度尊重。与此同时,豳王家族非常注意发展当地经济,在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使河西地区由日趋凋敝而走向繁荣。这些自然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支持,从而赢得辖区内不同民族人士的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北大 D 154V和北大 附 C29V[31]的两件敦煌回鹘文写本就是敦煌当地回鹘佛教徒献给西宁王速来蛮的颂歌,[32]虽然主旨在于赞美其事佛兴佛之伟业,但体现的却是不同民族间关系的和睦。

中国境内六字真言题字随处可见,惟多为梵、汉、藏、八思巴四种文字,而且一般为单体镌刻或书写,采用多种文字合璧者独见于河西走廊出伯豳王家族统治区内,[33]而且都与该家族密切相关。元政府规定的官方文字有三种,即汉文、蒙古文(包括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和波斯文。汉人和南人使用的是汉文,蒙古文是“国字”,波斯文通行于伊斯兰世界,是当时国际活动的主要通用文字之一。河西的六字真言未使用波斯语文可以理解,因其主要为伊斯兰教用语,非佛教徒所尊。使用梵文、汉文与八思巴文也容易理解,因为前者已成为佛教的代名词,后二者是元朝的官方文字。那么,回鹘文、藏文和西夏文何以在河西的六字真言中频频与梵、汉、八思巴文并列出现呢?颇值得玩味。窃以为,此一现象的出现,抑或与出伯家族奉行的宽容民族政策有关,他们希望通过使用多体六字真言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藉以表达出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兼容与扶持,从而达到团结当地诸族之目的。以藏传佛教及其所尊崇的六字真言为纽带,更容易凝聚当地不同民族对同样尊崇藏传佛教的元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团结一致,共御来自西域伊斯兰教旗帜下的蒙古诸王反叛势力的侵扰,固疆定边。以上臆测缺乏直接证据,可否成立,尚望诸君子有以教焉。



注释:

[①]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

[②]  [日]今枝由郎著,杨佩纯译:《敦煌藏文写本中六字真言简析》,《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60页;李翎:《藏密观音造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7~28页。

[③] L. de la Vallee Poussin, Catalogue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IndiaOffice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1962.

[④] 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10页。

[⑤]  杨富学:《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李四龙、周学农主编:《哲学、宗教与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27~637页。

[⑥]  赖天兵:《杭州飞来峰发现元代梵汉合璧六字真言题记》,《文博》2006年第4期,第78~79页。

[⑦]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2~153页。

[⑧]  罗振玉:《西陲石刻录》,上虞罗氏于日本东京都东山侨舍排印,1914年。

[⑨]  阎文儒:《元代速来蛮刻石释文》,《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34~42页;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8~112页。需要指出的是,二文均将回鹘文误作蒙古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不可并用。

[⑩]  敖特根:《〈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77~81页

[11]  在酒泉发现的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中,出现有“耳你”、“耳立嵬梨忍普”等近似人名。参见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Dai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Peter Zieme (ed.), Aspects of Research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Turnhout, 2008, p. 168,note 33.

[12]  穆宝修:《元代的达失蛮》,《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第73~77页。

[13] 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634页。

[14]  事见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立《重修皇庆寺记》,录文载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2~114页。

[15]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待刊)

[16]  梁尉英:《元代早期显密融汇的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诸窟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敦煌研究院、江苏美术出版社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1~13页。

[17]  张大千:《莫高窟记》,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第628~629页对上述题字有简单描述,但讹误较多,值得注意。

[18]  如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下),《文物》1989年第10期,第71、82页;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69~79页。

[19]  YANGFuxue, Three Uighur Inscriptions Quotedfrom Altun Yaruq 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464, Presented to “ŞingkoŞeli Tutung Anısına Uluslararası Eski Uygurca Araştırmaları Çalıştayı” adıyla4-6 Haziran 2011 tarihlerinde Ankara; 杨富学:《莫高窟464窟的分期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西北民族大学、敦煌研究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兰州,2011年8月11~14日),第43~69页。

[20] 上引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第112~116页。

[21]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0页。

[22]  [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337页。

[23]《元史》卷33《文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45页。

[24]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元史研究会、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编印:《“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阜阳,2011年10月8~11日),第59~60页。

[25]  上引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第112~116页。

[26]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

[27]  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朔方论丛》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103页。

[28]  罗贤佑:《论元代的民族政策》,《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220~254页。

[29]  [明]叶子奇撰:《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

[30]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页;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46页。

[31]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0、316页。

[32] 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年,pp. 3-4, 9-10.

[33]  在河西之外,合璧使用梵、汉、藏、八思巴、回鹘与西夏六种文字的还有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修建于1342~1345年间)所见之陀罗尼刻文与《造塔功德记》。见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第1卷,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 1957年;村田治郎、藤枝晃编著:《居庸关》第2卷,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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