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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 |“山寨版人类学”【合集】
2017-9-28 9: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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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 |“山寨版人类学”【合集】

 2017-09-28 邓启耀 


说起来,我的人类学田野及“前人类学”教育应该开始于1969年。当然,那是道道地地“山寨版”的。

 

  1969年2月9日,过年前几天,我们一群知青哭着出发了。没有了革命者的豪迈,像流放者一样,灰溜溜在卡车货箱里颠簸了七天,从昆明往西,一直走到车不能再走的地方。这个地方叫盈江,在云南最边边上,再走就过国境线到缅甸啦。

 

   在一个叫旧城的地方,我们懵懵懂懂跳下车,就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青树遮天蔽日,房子破破旧旧的,很多还都是草房,一些穿着和我们完全不同衣服的人,满口血红,不时吐出一口鲜血一样的东西,黄泥地面都是这样斑驳不清的颜色。空气中弥漫的气味也很怪,有一股腐殖土、牛粪和奇怪的酸臭混合的味道。看热闹的当地汉人趁机吓唬女同学:“这里的少数民族会拿毯子裹人,一条毯子四条腿”。当下就有人哭起来了。

 

这应该正是《楚辞.招魂》所说的正版的南方“雕题黑齿”,似乎还多了如有嗜血之口的部落。缩在充满异味的陌生人屋檐下,在家门口都可能被吸血的软体动物攻击的现实,让我们不敢想象,那些半山腰飘着雾瘴之气的热带雨林,会有些什么怪物。所有的传说似乎都现实化了。

 

灰头土脸集中到一个地方,听分管知青的军代表训话。这家伙很帅,披件军大衣,威风凛凛。他按报纸口径讲的官话,记不住了,这几句倒一辈子忘不掉:“有人想走?来了就别想走!我要叫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三代尸骨烂在这儿,臭在这儿!”前几天我们还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革命青年,今天就沦落到要三代尸骨烂臭在这儿的臭知识分子,当时的惶恐可想而知。可惜他话说得太猛,不小心把自己给折了进去——没多久,盈江弄璋一带发泥石流,埋掉了几个村寨。他奉命开摩托前往。本来是天灾,他要上升到防止暴露目标给美帝国主义的高度,在漆黑的夜里熄灯急行,结果撞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拖拉机,死了。幸灾乐祸的知青,还专门为他编了一首阴阳怪气的歌。此为后话。

 

我们在极其沮丧的状态下,听发闷的象脚鼓声由远而近。对于我们这些听惯了欢庆锣鼓的人来说,这节奏缓慢沉重的鼓声,实在有点瘆人。来了些纹身、黑牙,同样吐着红色口水的少数民族,把我们接走。战战兢兢随他们步行一个多小时,走过一条摇摇晃晃的竹桥,过了传说中的大盈江,来到一个叫“蛮胆”的傣族寨子。“蛮胆”这个词蛮吓人的。按汉语字面理解和初步印象,在心里读为“野蛮而大胆”,有点忐忑不安。但在旧城登记分配地方的时候,我们这些初一的抢不赢高中的,类似“新安村”这样的地方马上就被瓜分了。高中的大哥哥们,得意地嘲笑我们只能选到这样“蛮”的地方,炫耀自己的“新安村”,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来到一个一面靠山,一面临水的傣族寨子,我们被一群满嘴血红的女人围住。她们用我们不懂的话议论我们,然后分别领走。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她们以为我们是因武斗失去爹妈的孤儿,就根据各家未来可能的需要,把我们领养了。领走我的是女孩多的家庭,我猜有成为上门女婿的可能。领走小李子的乡长夫人,她的女儿还小,所以领养一个个子最小的男生。样子老成的楞兄知道了这个意图,急忙翻出他小时候的照片,到处说他已经成婚,这是自己的儿子。

 

我被领进落户人家的院子。院门用几根竹竿横插在粗大的竹筒上,房子都是草顶,墙壁用竹笆编,再抹上泥。放下行李,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一个大叔递过来一把砍刀,叫我跟他走。他带我到江边找到竹蓬,砍了几根竹子,让我拖回去搭床。房间里的地也是土的,用水抹得很平滑。大叔选了一个墙角,在地上挖了六个洞,直立埋下顶部留有楔口的竹筒,架上竹竿,用竹篾绑住,铺以竹笆,就是床了。床还没有安妥,天就黑了。


 

领走我的人家是女孩多的家庭】

(大姐已经生了小孩,那应该是第三年即1971年的照片了)

 

晚饭在油灯下吃,除了老咪涛(老奶奶),女的都不上桌,各自窝在厨房里吃。桌子是竹编的,像个鸡笼。但顶部是平的,可以放饭菜。凳子也是竹编的。酒杯用竹筒做得很精致,底部还套了一圈细篾编的装饰。饭盒依然竹编,一分为二打开,变成两盒。米饭油亮油亮,颗粒清楚。菜都用碗盛,大多是我不认识的蔬菜。一种奇怪的酸辣味,充塞着我的嗅觉。小心翼翼,跟着他们尝了一点,不太习惯。倒是米饭香软可口,一不小心,就把一盒饭弄进肚了。我这才注意到,他们全家的饭量,就一盒。

 

晚饭吃的本来就晚,没有灯,只有早早爬上我的新床。我被一种陌生的黑暗和寂静包裹着,完全不知道竹笆外面,会有些什么。床似乎有些不太稳固。在微微的漂浮感与新竹的清香中,我进入异乡的梦界。


 

(波保过、善宝和我。波保过是寨子里的核心人物,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曾经考上云南民族学院,五七年因为说真话被定为右派,遣送回藉。)

 

新名词害死人

 

第二天天不亮,就被“咚咚咚”的声音吵醒。起床看,原来是女人们在舂米。傣族每天吃的米,都是拿谷子现舂的,难怪那么香。

 

大妈从大水缸里捞出一个糯米粑粑,放进灶口火炭里。不一会刨出来,拍拍灰,夹一块红糖,递给我。那粑粑皮脆心软,好是好吃,只是也有一股酸味,或许是泡的时间长了。

 

吃了一点,发现有进得有出,昨晚吃太多,需要腾空间。拿着粑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出处”。后来才知道乡公所为带动新文明,建了一个厕所,但傣族不用,嫌它脏。对于汉人用大粪浇菜,更是嗤之以鼻,认为简直就等于吃屎。

 

找不到厕所,只好到树林里解决。找棵大树,才蹲到后面,已经有数条大猪闻风而来,呼哧呼哧围观。稍有成就,猪们呼啦啦拥护上前。提着裤子,急忙转移。哪不知猪们尝了鲜,不等排放清爽,就挤挤嚷嚷,直奔胯下而来。记起手里还有一半粑粑,忙扔过去,才暂时守住防线。

 

紧紧张张解决问题,松口气,到昨天聚散之地寻伴。大家碰了头,讲自己借宿那家的情况。各有感慨,毕竟比不得自己家里。说起“出恭”之事,小李子一脸郁闷。他个小,一没留神,被急不可耐的猪们拱翻在地。大家交换了经验,去之前,先准备一根棍子。

 

讲完自己,想看看周边同学的村寨什么样。我们决定去朝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安村。到了一看,才知道他们弄劈了,与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差太远。原来,这是一个安置内地汉族移民的村子。他们老家地不够种,太穷,移民到这里重新安置。好地方早被傣族占了,他们的村子,只能安在半山坡上。显而易见,这里各方面条件,都远不能和傣族原住民比,更别说什么电灯电话了。如今又来了些争口粮的学生,人家的不欢迎,差不多直接写在脸上。我们的学兄们如何安顿都成为问题,满面愁容。看来,这里不是城里,光看新名词,是要害死人的。

 

有人想起这天就是除夕了,几个同学哭了起来。哭一阵,想想新安村的学长悔断肠的样子,自己寨子貌似还可以,就还是回“家”了。

 

实际上,我们的“蛮胆老寨”,是当地最富裕的村寨之一。“蛮”,是傣话寨子的意思,与“野蛮”无关;“胆”,有些吉祥、供奉的意味,比如“赕佛”。汉字记的只是音,“胆”“赕”音同。而“老寨”,属于最早占据好地方的寨子,条件最好,资格最老。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全体到镇上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其中,年纪最小的同学(后排左一)只有15岁半不到,他分到上游一个寨子,下来找我们玩。

虽然是“老寨”,新鲜玩意其实不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尼龙蚊帐的时候,像个土包子,觉得能够做出这种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东西,很不得了。这里离缅甸近,走私十分方便。当内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时候,双狮表、的确良,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高档”商品,在这里并不新鲜。那些写有缅文的商标,引发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也勾起了一些知青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探究竟的欲望。

 

当然,知青也不示弱。有位口音古怪的北方知青,方圆几里的乡亲们公认他见识最多。他讲北京,能讲得70岁没离家一天路(当然是步行)远的老汉老泪纵横,抱怨自己枉活了一生。他讲外国,更是具体得如同他刚去过那儿。

 

“小日本那个发达呀,嗨!连街上卖腌萝卜的老奶,都用塑料袋(他在‘塑料袋’几字上加重语气)包装给你!”那些用芭蕉叶包着饭团出工的大嫂们,听到“塑料”这新名词,都发出“啊嘎”的惊叹。

 

“唉呀呀,这金牙算个啥?”他对有事无事总爱笑着露出美丽金牙的乡长夫人说,“美国的大狼犬,全都装着不锈钢的牙齿!”

 

边地小民与国家大事

 

除夕这天,家家的晚饭都很丰盛。傣族不过春节,但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年饭。我记得那餐饭有鸡,那是很久没有闻过的味了。

 

但我们不知道鸡骨头该不该吐,吐哪里。初来乍到,还没有机会探风问俗。小心翼翼含着鸡骨头,听主人用夹生的汉话和我们聊天。

 

傣族说话软软的,唱歌一样,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革命大批判现场过来的人,完全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傣族的心思也是软软的,似乎是为了让我们心安,他们努力找汉人的话题,拉近彼此的距离。

 

当然,他们印象里的汉人,来自无所不在而又遥远的某处,就像广播每天说的那些让人弄不清的人和猜不透的事。

 

小刘住的是民兵队长家。民兵队长十分关心本职工作:“广播里年年都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不去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我们也年年听,为什么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检讨一下,应该是长期政治运动训练的结果吧——对于国家大事,个人独立去“想”是很危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不要质疑所有指定的说法。因为没想过,小刘只好支吾:“大概,不好去吧?”

 

“从小路去呀!”他很有把握地建议。他是寨子里公认的好猎手,山里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小刘嘴里的鸡骨头和饭一口喷了出来,不敢笑,装作呛着了咳嗽。

 

民兵队长接着报告:“毛主席说要七年皆兵,七年,盾盾(全部)都是兵。我们,四年,就可以完成:第一年,男人当兵,第二年,女人当兵,第三年,老人当兵,第四年,小人(孩子)当兵。”想了半天我们才弄明白,原话应该是“全民皆兵”,“全民”被误他听为“七年”了。

 

我住的是老社长家(我们去的时候那里还是合作社,不久后才被谁忽悠成立了人民公社)。老社长也表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他佩服最高指示竟然具体讲到寨子里了:“毛主席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一社要抓紧,二社要注意政策,三社呢,不有说。”我们当时就明白了,他是把“是”听成“社”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误读”在当地十分普遍,原因是傣话和汉话的某些语音有些对接不上。当然,语境的错位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批林批孔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位大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到干部那里,问:“我家老二犯什么错了?广播里天天批判……”当地傣族姓孔的比较多,孩子也常按排序叫孔老大、孔老二之类。广播里批判“孔老二”,吓着孔大妈了。

 

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接下来的“再教育”。

 

为了让这些臭知识分子安心扎根,不要想家,上面专门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会。傣族老乡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组织者启发他们: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说过去的坏话,说现在的好话。

 

傣族大爹上台照实说道:“过去坏呀!粮食减产了,还吹牛亩产几千斤,逼我们多交公粮。那些干部,不懂种田,净瞎指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主持人急了:“再往以前说!再往以前说!”“再往前,更坏,把我们的锅都砸了,大炼钢铁!最苦的就是这个时候。”吓得主持人连忙休会。

 

大道理既然没法讲,那就来点实的吧。什么“实”呢?吃饭问题最实。听说内地“吃忆苦饭”的办法很流行,生动具体,那就照搬吧。要让习俗不吃稀饭,只剩一把米都要煮成干饭吃的傣族乡亲知道什么是“忆苦饭”不难,说野菜煮稀饭就行了。傣族大妈们听说要给客人煮野菜粥,马上背着竹篓上山了。大妈们都是采集好手,不久便得各类野菜野果一大堆,洗净,剁碎,和米煮一大锅野菜稀饭。野菜是城里稀罕的山珍,米是现舂的本地老品种软米,煮在一起,清香无比。拿碗舀了,知青一人一碗,一扫而光,还要。满上,再扫光,还要。弄得那些不习惯吃稀饭的傣族乡亲也馋了,取碗入伙,一边连连赞叹汉人真会混搭,一边和我们一起把那锅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例行的“再教育”就此流产,傣族乡亲被启发起来的政治热情却没有冷下来。一位大爹十分认真地问我们:“毛主席有几个?”我们大窘:“有几个那还了得!就一个。”大爹指着一张新发的毛主席语录,说:“这个毛主席是假的”。我们大惊,忙看那红纸:“......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杂以番薯......正版的毛主席语录,怎么有假!”大爹摇头:“刚刚不是说吃稀饭是旧社会吗?毛主席说要给我们好日子过,那起码要吃饱干饭啦。这个毛主席要我们吃稀的,肯定是假的啦。”我们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按照忆苦思甜的逻辑,大爹的推论无懈可击。事后想想,那种矛盾的荒诞关联性,不回到常识是不可能质疑的。我们没有想到,颠覆了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竟是被一句话点破的常识,这也为我们今后学习反思历史埋下了伏笔。这种大逆不道的议论,在“先进”地方是有杀身之祸的,在这里嘿嘿一笑就算了。

 

不过,这样的话题没有维持多久。沦为改造对象的知青,渐渐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地处边陲的傣族乡亲,与遥远的国家话语也总不搭调。

 

听不懂汉语的牛

 

边地小民,谈国家大事属于赶鸭子上树,还是种地过日子来得实在。二月,该犁地了,知青也该学干活了。

 

当时是集体劳动,由队长统一分配活计。男生让学习犁田,女生,忘了叫她们做什么。

 

一大早,“宰竜”(大哥)就来带我们下地。他们穿着自织自染的衬衣,大裆裤,扛一架犁,吆一头牛,叼一根自卷草烟,打赤脚,在田埂上泥地里来去如风。

 

我们跟到田头才脱了胶鞋。白花花的脚,马上就被宰竜们笑话了,说我们像女人一样,白白嫩嫩。其实我们根本不如傣族女人,人家的裙子拉高一角掖在腰里,腿也是土地一样的颜色。我们小心翼翼把脚伸到田里,虽然田里没水,但有霜,地面冰凉。咬牙踏进去,谷茬子刺得我们七高八低。

 

宰竜们麻利地把犁套好,右手扶犁,左手执绳,吆喝着牛开始犁地。水牛们慢悠悠地拉着犁,土块在它们身后哗哗地翻起来,在田里拉出一条深色的直线,就像某人揭开了大地的一角,翻篇让我们看到下面的情形。稍有不太安分守己的大牯子牛低头吃草或偏离方向,宰竜们便用傣话,大声吆喝一句,它们立马端正了航向。

 

我们站住一边看,羡慕得要死。那吆喝的声音听起来淋漓痛快,很爽的感觉。鸟们也来凑热闹了,叽叽喳喳地叫。它们跟着犁头上上下下地飞,不时叼出一条肥大的虫子。有一种黑白花纹的鸟,竟然顾玩不顾吃,专门在田边跳舞:两只鸟并排站着,一只出左翅膀,一只出右翅膀,冒充大蝴蝶的样子,一边舞蹈一边唱歌。远处的山是透明的青色,一条云带系在山腰。太阳高了,霜化了。逆光里,草叶上的水珠晶莹透亮。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我看得发呆,差不多以为自己是陶渊明同志了(后来翻日记,当真写了一首酸掉牙的东西)。

 

宰竜们对那些小资鸟儿熟视无睹,任它们在眼前的牛背上跳来跳去。他们盯的是犁头翻出的土块。偶见他们一弯腰,手指间就夹了一条扭动的黄鳝,反手把黄鳝往腰后一塞,那滑溜溜的东西就进了一个小竹篓里,一气呵成,步子不乱,犁都不停。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每个人腰后,都背着一个竹编的腰篓,松垮垮地斜在屁股上(他们叫“屁篓”)。犁一天的田,抓到的黄鳝,差不多就够吃一顿了。屁篓的中间还系着一块红木的刀槽,插把砍刀。一边走,一边晃荡,就像西部牛仔腰间的左轮。

 

看得心痒,要求上去试试。牛绳是竹子拧的,硬硬的有些扎手。犁貌似好扶,但牛一走,那犁头不是飘起来就是深扎下去,完全没有把土地在眼前拉开的快意。更要命的是牛欺负人,叫它走它不走,歪着头对我翻白眼;喊它停它不停,我的犁歪倒平翻在地了,它还很有快感地拉着走。我徒然地对着老牛大喊大叫,发布各种命令,它老兄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那时惨痛地体会到什么叫“对牛弹琴”了。

 

看我手忙脚乱,蹲在田埂上抽烟的宰竜,老远用傣话一吆喝,牛就乖乖站住了。宰竜过来,手把手教我:翻土的深浅,要靠扶犁的那只手前推后拉,控制犁头入土的程度。说归说,那手感不是一下子可以练成的。关键是那双小嫩脚,还不适应翻出来土的不同状态,走得歪歪倒倒,犁也就随之摇摇摆摆。一不小心把犁头扎深了,那牛还使劲往前面拉,结果把深插在土里的犁,拉散了架。宰竜喝停了牛,从腰后抽出砍刀,修整散架的犁。

 

垂头丧气坐回田埂,左思右想,归结失败的原因。外因,是牛听不懂汉语;内因,是我们说不来傣话。当然,还有动作不太协调。拿绳的左手指挥牛,左右抖绳;掌犁的右手决定犁头深浅,前后推拉。一不小心就两只手同时左右摆或前后动,就像小时候玩的左右手做不同方向动作的游戏一样,很考人的。脚走的也不稳。这绝非一日之功。好吧,先学嘴上功夫总可以了吧。于是专心注意吆牛的“密码”,也就是宰竜们让牛们服服帖帖的那些口令。我发现,他们使用最频繁的词,是“嚜依嘎歹”“巴依嚜么”之类,还有“摆”“哇”“淮高”之类。有的词,貌似与叫牛转弯或掉头有关。

 

突然觉得小腿痒痒的,低头一看,一条指头粗的蚂蟥正挂在白花花的肉上。我起初还镇静,一巴掌拍下去,这是初中生物老师教的办法。不幸的是,它根本不按老师教导的那样掉下来。连拍几下,腿都打红了,人家岿然不动。只好用手扯。拉老长,还是牢牢和自己的腿连为一体。那东西手感很不好,软绵绵、黏乎乎。生怕扯断,留半截在肉里。突然害怕起来,飞快产生不良联想。这个时候,它会钻到身体里、烧成灰都会复活的民间传说,比生物老师的科学论证,更让人相信。我开始在田里又叫又跳。傣族大妈笑着过来,只一口血红的槟榔口水,那蚂蟥就缩成一团滚了下来。这时,我们才明白傣族嚼槟榔的妙用。

 

收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地上走,只有愣兄骑在了牛背上,得意地对我们笑。那种古画里才有的悠然牧歌状,让我们嫉妒得很。如何在归家的牛群中,也找条乖的爬上去?正打主意呢,就见牛背上的“牧歌”不见了。原来愣兄骑的牛要过沟,身体自然下倾。牛背光溜溜双手没抓处,牛肚子圆滚滚两腿夹不住,就这么一头栽了下来,毫无预兆。牛不紧不慢过了沟,根本没有在意自己背上少了什么东西。我们赶忙过去,愣兄已经在水沟里坐了起来,半个头都敷满泥,剩一只眼睛白翻着,在那儿发愣。

 

 

  (没多久,男知青都成为犁田的主力了)

 

学语言,从“嘎话”开始

 

既然牛听不懂汉语,而使牛的秘诀又必须是傣话,我们决定向贫下中农虚心学习语言。

 

听说我们要学傣话,以善宝为代表的宰竜们十分热心。他们把我们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教。特别是对于我们崇拜得不行的吆牛秘诀,更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有发音不准的,他们一遍遍说,说得挤眉弄眼,十分卖力的样子。问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些话,翻不来,你们好好学习就得。说完开心大笑。

 

我们也跟着笑。可能是笑得有点傻,他们越发笑得厉害。我们真的很开心,因为语言这个横在我们之间,甚至横在我们和牛之间的障碍,眼看着就将在笑声中化解。

 

当然,语言不好学(要不为什么语言人类学会成为人类学四大支柱之一呢),特别是对于我这个缺乏语言天分的人来说,要学会自己母语之外的一门“外语”,难度很大。这个时候,我非常羡慕知青中的那些语言天才。没几天,他们就可以用傣话打招呼了:“嚜滴嘎它~?(尾音上扬。意思是‘你去哪里’)”。软软的,有些奶油味。

 

其实,有些音,汉人是很难发准确的。傣族要辨伪,只要说:“你说说‘嘛撇’(辣椒)”,立马现原形。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我听上去天衣无缝的发音,怎么就露陷了呢?不过,想想我们反击的一招,也就释然了。宰竜们有自称汉话说得好的,我们只要让他用昆明话说“桌子脚”,马上趴下。他们总是说成“桌子桌”。

 

他们的语法在我们看来也是反着的。比如说“把你的刀壳(鞘)给我看看”,傣话的词语排列顺序是“壳刀你我瞧”。

 

如果我们模仿他们的话走了调,他们就会模仿知青的发音,把汉话弄得很滑稽。特别是一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很夸张地说:“同学噻,怕那样噻!”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典故:有一男一女两个知青被发现睡在一起,查问时,这两个宝贝回答:“同学噻,怕那样噻!”

 

当我们觉得自己傣话发音比较满意的时候,决定向村寨长者们汇报一下学习成果。

 

一天,安排在草烟地干活,有许多“波涛”(大爹)、“咪涛”(大妈)和“毕朗”(大嫂)在场。我们觉得炫耀的时机到了,就把从“宰竜”(大哥)那里学到的傣话,特别是吆牛秘诀,当众大声说了出来。

 

话还没说完,毕朗们脸红了,咪涛们脸变了。她们齐声发出惊叹:“啊嘎!说不得!嘎话噻!”其间夹以一些傣话,我们听不懂,但听语气,情况不妙。

 

我们愣住。波保过问:“你们咯晓得说的什么意思?哪个教你们的?”我们嗫嗫道:“犁田吆牛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喊的。”波保过说:“那是嘎话,丑话(脏话),不能在女人面前说的。”说完,向咪涛毕朗们解释了一下,大家笑弯了腰。我们像些傻瓜站着那里,哭笑不得。我们知道,上宰竜们的当了。难怪他们教得那么开心。

 

事后,我们找了个可靠的大叔逐字翻译,才知道,除了少数几个单词的确与“停”“转弯”“掉头”这些指令有关,其他的都是全世界流行的那种脏话,赤裸裸,而且十分具体。

 

美丽的身体,难看的裤头

 

到盈江那天,跟着傣族乡亲走过那个竹桥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盈江的水了。二月是初春,干季,水很清,江流平缓。所以,刚到后的某一天,趁阳光正好,我们六个男生,带上游泳裤,偷偷摸到江边来了。

 

大盈江在狭长的坝子里自由散漫,占了很宽的地面。管住它的只有江堤。江堤用沙土修筑,两侧栽满竹子,堤面是现成的路面,可以走人。靠江一边钉了许多竹桩,斜放一些竹笼,竹笼里填满鹅卵石,防止涨水季节江水直接冲刷沙土堤岸。虽然现在水很小,但从两岸江堤的距离和江水留下的砂石滩看,到雨季,大盈江应该很不得了。由于江面太宽,江流每年行迹无定,所以桥也是移动的。干季到了,缩小的江流基本固定了位置,当地人就用竹子搭一座临时性的桥。竹桥不多,很长的江面才有一座,所以盈江两岸的人,过江主要靠竹筏。雨季一到,水漫到江堤,桥冲走了,所有地段过江只有靠竹筏。 

 

快半个世纪过去,一到旱季,连通盈江两岸的,还是这种竹桥。大成摄于2017

 

岸边正好停放着一条竹筏。我们大喜,马上脱了衣服,只穿一条游泳裤,跳上竹筏,解开栓在竹子上的绳子,拿起竹篙,把竹筏撑离了岸边。

 

竹筏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移动。会水的同学,从竹筏上跳到水里,游一会,爬上来,躺在晒得暖暖的竹筏上,舒服得很的样子。我那时还不会游泳,在他们弄得摇摇晃晃的竹筏上,努力保持平衡。

 

不知不觉,竹筏漂到了江中。水深了,流得很急,竹篙不像岸边那样容易找到支点。动作稍慢,篙子就被冲开,落不到实处。沾了水的竹篙又滑,手忙脚乱中,小刘手上的一条竹篙从手里滑落,被水冲走。刘益探身去抓,噗通掉了下去。

 

大成是我们中长得最结实的,会武术,桩子站得稳。他果然身手不凡,一竿子插到了实处,然后一个反弓箭步站稳,抓牢竹篙,用力撑篙。江水推着竹筏往下走,竹筏很快就抵紧了竹篙。大成不愿撒手,用竹篙死死锚在筏边,想把竹筏别回岸边。他独自和江水叫劲,我们却一只手都插不上。眼见竹篙被竹筏顶弯,顶弯,成了弯弓的样子。大成仍不撒手,抓住竹篙的手和撑在筏上的腿像弓弦,崩得紧紧的。僵持不到几秒,说时迟那时快,“唰——噗通”,一个人被弯弓射了出去。那是大成。

 

小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竹筏。现在竹筏上只剩下三个不会游泳的人,小李子、永林和我。我们没有竹篙,无计可施,只好任它顺江漂流。好在江流也是乱的,忽东忽西,这就有机会。过了一会,见前面江中立着几根竹桩,可能是之前竹桥的遗迹。眼看我们要从它们旁边漂过时,发声喊:“抓住它!”三个人一起动手,抱住了这些桩子。这时竹筏离对岸很近了,但竹桩与岸边还有一段距离,中间哗哗流着一股不知深浅的急流。飞快评估了一下,七八米的竹筏,如果横过来,正好可以穿过那段急流,剩下的部分,就看运气了。想好,我们合力拉着竹桩,把竹筏慢慢拉朝上游,然后,筏尾抵在竹桩上,让筏头顺流横摆过来。这也就是片刻功夫,筏头很快被江水冲横过来,谁发声喊:“跑!”趁它没有还原溜直的那一瞬间,我们三人都跑到筏头跳进对岸浅水里,踉跄几步,顺利登岸。回头看,竹筏已经漂走。 

 

知青户的女生在竹筏上摆拍。

 这一折腾,我们离出发地已经老远,而且到了对岸。剩下的事,就是走到上游有竹桥的地方,从桥上回去。我们只穿一条游泳裤,光着脚。走沙滩还好,走石滩,小嫩脚踩在鹅卵石上,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个个勾头滴水,弯腰蹑足,走得像贼。

 

好不容易挨到桥边,有挑着竹箩的傣族乡亲赶街回来了。那年头城里人还只能穿灰蓝衣服的时候,傣族姑娘照常是花枝招展。“毕朗”(大嫂)上身穿紧身短衣,下身穿束腰及胸的筒裙,头戴高高的帽箍,上面搭一块黑布头帕,整个人拉长二十来公分,身短腿长,显得高挑婀娜。“小卜哨”(小姑娘)穿深色长裤,粉色短衣,腰前系一围腰,粗黑的辫子用彩线盘在头顶,头戴一顶竹笠,腰身也很苗条。男人皮肤黝黑,隐约可见纹身。他们多穿有暗花的自织蓝布衬衣,大裆长裤。看布料,人们就知道他的妈妈或媳妇能干不能干。后来,我们去赶街的时候,各民族服饰的现场展示,更是让我们这些只见惯中山装印花布的城里人自感形秽。景颇姑娘筒裙短了一截,火红的底,上面用彩线绣着奇怪的纹样;上身是黑色短衣,镶了些褪色的银泡,或者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钱币,打个洞缝在衣服上。哈尼族僾尼姑娘衣裙更短,短衣露脐,超短裙下截短到大腿,上截还要露出股沟,黑皮肤黑眼睛火辣辣直视着你。看得一班前红卫兵目瞪口呆。人家才不赶什么时髦说什么开放,祖祖辈辈就这样穿的啦。

 

眼下,我们光溜溜白花花走在穿衣服的陌生人中,忽然觉得很尴尬。

 

关键是我们是从别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尴尬。“小卜哨”害羞的低了头,把脸转朝一边。“毕朗”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嘻嘻哈哈。老“波涛”(大爹)一脸严肃,好像我们干了什么坏事。终于遇到一个认识的“宰竜”(大哥),让我们知道了原因何在。他说:“你们穿那么难看的东西,像兜X布一样!”说的是我们的游泳裤。

 

后来我们才知道,傣族游水或洗澡,要么脱光光,让全身各部位一“视”同仁;要么穿着筒裙或大短裤,平均遮蔽,不要那么显山露水。我们的游泳裤,在她(他)们看来,难看,而且不雅。就那么窄窄一条布,紧身兜住那玩意儿,反而显得重点突出。

 

在傣族地区,游水或洗澡不是一个需要太藏掖的事。每到傍晚,江边就会有很多人,脱了衣服沐浴。女人拿一条筒裙系在胸部,一边下水,一边把裙边卷起来。等到人完全入水,筒裙已经盘在头顶。洗完,把筒裙自上而下慢慢褪下。人出水,裙子已经穿好,还是干的。画家小刘说,他看见过这样的豪爽女,站在水边,张开筒裙,手一松,筒裙落下的时候,人已经跳进了水里,岸边留下一圈筒裙。我信他说的,因为我也见过,挑水的大嫂,在路边就脱了洗起来,当着外人的面暴露裸体,自然得很。这难免使我们这些自学绘画搞不成人体写生的艺术发烧友,欣喜若狂。

 

所以,多年后有人对首都机场壁画中的傣族泼水节裸体大惊小怪,我们就很“过来人”地说:“北京人真没见过世面!” 

 

80年代初,袁运生为首都机场画的这幅泼水节壁画,由于出现裸体画面,引起轩然大波,被用木板遮了十年。图片取自网络。

 

“童工”的成人礼

 

小时候,最盼的事是过生日,因为生日来之不易。我生在2月29日,扳指头算一下, 2月9日离家,20天以后应该就是我的生日。不巧这一年日历上的2月只有28天。我的十七岁生日,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中了!

 

我的生日不见了。这事不能怪我妈,也不能怪我,要怪境外势力,也就是传说中制订公历的外国古人。那么多有31日的月份,他们不取,偏偏拿二月下手,害得我这个2月29日出生的人,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今年没有闰月,所以日历上看不到我的生日。没有生日,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生出来,不意味着我没有一年长一岁。不显示不等于没有,这是我切身的感受。以此推及其他,比如历史,不也这样吗?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纸上没有,不等于不存在。

 

幸好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标准。老祖宗传下了阴历,每月看月亮定时间,满满三十天平均分配,多好。由于与务农关系紧密,所以又叫农历。为了每年有生日过,在家时爸妈都给我算农历。现在当农民了,理所当然应该按农历来过生日。

 

但傣族不玩这些。人家有自己的历法——傣历。傣历据说来自汉代古哀牢国和缅甸民族多少世代的文化交融,自成体系,和阴历阳历都没有关系。他们对时间的界定,是根据本地的气候和物候确定的,由此形成不同的历法。寨子里找不到那种阴历阳历对照的汉式日历,有缅文字样貌似日历的东西,我又看不懂。

 

我想,这是自己在异乡独立生活、自食其力的第一次生日,必须好好庆祝。我计划,过了28日,管它有没有29,我都要过生日了。

 

不幸的是生产队没有休息日。2月28日过后是3月1日,一大早,我就被派工,跟民兵队长宰竜(大哥)去山上砍竹子,说是做竹筏。我不好意思逃工,一是初来乍到,不敢;二是我们弄丢了人家的竹筏,心虚。

 

大哥带着我在山里转了一会,很快选中了一棵碗口粗的大竹,几下放倒,修去枝叶,准备扛到江边做竹筏。大哥扛粗大的根部,我扛竹梢。说是竹梢,湿竹,分量也不轻。走的又是山路,能够甩手走好已经不易,现在肩上有物,就更不容易了。大哥健步如飞,拖的我跌跌撞撞。咬牙顶了一会,实在顶不住,大叫:“大哥!大哥!歇歇!”大哥停下,发声喊,让我把竹子和他同时离肩扔下。大哥从兜里掏出巴掌大的一张纸,麻利地卷了一支草烟。我坐在地上发了一会呆,还没缓过气来,大哥的草烟已经抽完。说声走,竹子又上了肩。没办法,只好弯腰把那梢抬起。泄过气,再抬那竹子,觉得越发沉了,腰也开始疼起来。就这样走走停停,弄到好脾气的大哥也受不了啦,我再叫歇歇的时候,他在前面说“派啊派啊(快了快了)”,拖着我跑。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个头还小,又很瘦。

 

熬到河堤扔下竹子,躺在地上大口喘气。看着树梢上的白云,虽然腰痛得厉害,还是有些自豪:用汗水而不是用面条(那年代蛋糕稀罕),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我成年了!

 

写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啊,被赶下农村挣工分的时候,我还未满十七岁。就算是自觉半自觉地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要吹什么“成年”的牛,还早了一些!也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初中知青,是在未成年状态下被赶到农村,开始挣工分养活自己的。未成年被迫劳动,那不是童工吗?现在想起来,是政策乱套,立法的国家违法了。问题是,当时谁会想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想到,又有谁敢问?


 

在我们的新家前

 

罢工!出走!

 

正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童工,所以,当第一次评工分,社里给我们评的工分是5分时,我们很生气,那是“依万”(小孩)的水平。强劳力一天挣10分,我们虽然比不上,也不至于和小孩放同一个档次呀!

 

一生气,就决定罢工,出走!

 

罢工是从以前课本上学的。我们从小被灌输,要成为有阶级斗争觉悟的革命闯将,所以课本上有不少关于起义、暴动、罢工、罢课的内容。文革更是教育我们斗争甚于协商,仇恨多于仁爱,要敢于造反,藐视规则。还有文革初期那幅著名的油画,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创作者为了配合革命形势需要,用艺术为政治服务,否定了原来众所周知的说法,重新塑造了一位罢工领袖。他梳着洋头,穿长衫拿雨伞,走在风云密布的山路上,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去指导300里外穿粗布短装打赤膊的矿工搞罢工。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罢工是什么,就这样知道了。

 

出走不需要学,也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拔腿走人,不要工分就行。在少数民族农村插队,有个最大的好,就是没人管。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全体出发,不辞而别。

 

不被人派工的清晨,阳光明媚,心情好极了。才走出寨子,我们便忘了工分这事,互相盘算,哪里有我们的同学,去哪里蹭吃蹭住?

 

沿着一条砂土路,我们向南。左边是江,右边是山,江与山之间是田地。江边芦苇摇曳,山上浮云穿插,田地里有白鹭飞翔,风景好极了。走过蛮胆新寨和蛮别寨,太阳渐高,陆陆续续有人吆着牛,扛着犁和锄下地了。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甩着手,大咧咧地走在路上。看有知青还老老实实在地里劳动,忍不住有些得意洋洋。造反多好,可以不干活,省去多少麻烦。争个工分的事,都可以提升出如此的自豪感,我由此领会到,为什么造反,那么容易被发动了。

 

一路走一路玩,翻越几个小山包,十几公里路走得毫不费力,不知不觉就到了县城。

 

县城虽然不能和昆明比,但多少有点城市的感觉。我们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很快就把县城走完了。没有多少留下印象的东西,记得的,只有那些隐藏在大青树浓荫中戒备森严的大门,和柔软的茅草竹笆房不一样,硬邦邦有些疏离感;还有那座高踞于江边山包上的允燕塔群,典型的南传上座部佛教风格佛塔。据说建它的目的是为了镇水消灾,让这个傣式佛塔又添加了几分汉式风水塔的意味。很奇怪这样的东西,竟然可以逃过文革一劫。眼下虽然无人朝拜,有些荒芜落寞,却依然气势不凡。

  

我的傣族大姐带着孙子,来允燕塔礼拜。这时的塔,已经修葺一新,还加了护栏。盈江,2001,作者摄

 

在这些已经被界定为“四旧”的精神性事物上,同学们没有多费时间,觉得还是“唯物”些好。肚子叫了,“物”在召唤,我们的嗅觉开始灵敏。在充满酸笋味槟榔味的街头,飘来一股异常的香气,那是咖啡。在这个边地小城,咖啡馆显得有些另类,却又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像昆明这样的汉地城市,茶馆虽多,但咖啡馆那种带洋味小资味的地方,还是难觅。想想,这里离缅甸近,境外的俗尚,难免带进来。

 

不想那么多,“唯物”第一,我们涌进咖啡馆。里面却是大排档式的,十分平民化。叽叽喳喳坐了一阵,把自己喂饱。肚饱神定,大家继续找同学,琢磨晚饭和借宿的事。

 

同学散落在县城坐落的小平原和盈江下游弄璋坝子的傣族寨子,这一带比较富裕。分配在景颇族山寨的,条件就差了。知青的状态,因所在村寨的经济、民族等情况,差别很大。条件好的,有院子,客厅、厨房,甚至书房。条件差的,就住窝棚,做饭睡觉都在一屋。比如小刘的哥哥,几个男生孤零零住在景颇山寨一个看守水碾房的窝棚里,整天无所事事,拿石头做了些杠铃石锁在那里健身。寨里偶然有人下山碾米,就帮照看一下。赶街的路过,则把这里当做歇脚的地方。他们说,景颇族比他们还散漫。街天去赶街,卖了山货,打壶酒,醉两天,街三四上山找山货,又到五天一轮的街天了。他们的窝棚离寨子有一段距离,社里常常忘了给他们派工,也算是自得其乐。

 

就这样,我们痛痛快快玩了一些日子,把小平原、弄璋镇和景颇山有同学的寨子差不多跑了一遍,把地址本上干巴巴的地名,变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坐标。愣兄收获最大,找到了他的初恋情人。

 

晒得黑黑的回到寨子,得知我们的工分已经被提高了。罢工胜利。但大家似乎并不十分开心。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由于傣族乡亲的善良,引发我们心中某些东西,在还没有被抹灭干净的状态下,悄悄复苏。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感到了惭愧。其实,贫下中农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掂出我们干活有几斤几两。所以,参照劳动的能力,加上一点照顾,按“童工”给我们评了5分,应该是比较公道的。只是我们当时不那么想。一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气还没有被打掉,二是“造反有理”已经渗入我们血里,造反,就是有理,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可讲。

 

在我们罢工出走的那些日子里,寨子里引发了多大的争议,我们不知道,但结果我们知道,是傣族乡亲妥协了,满足了这些没有自知之明家伙的要求。这种妥协的后果,是他们自己利益的出让。因为对于有限耕地上的集体初级劳动来说,我们的介入,未必能够增加什么产量;但我们的分红,却是实实在在要从他们份额中割去的。所以,现在反省自己,其实是我们不对。狼奶喝多了,一言不合就“造反”,根本没有协商的意识。在这场“较量”中,表面看我们赢了,其实输了,而且很不光彩。

 

乌托邦之“托”

 

但出走还是有些收获。其中,给我们很大震撼的,是弄璋区飞勐乡广云傣族寨的一个知青户。有一位与我小学中学同班的女同学,跟随一群高中生,落户到此。领头的大同学,是小有名气的红卫兵头头,口才颇好,在学校叱咤风云。“落草”边地后,依然锐气不减。他们没有像我们那样被领养分散在各家村民中,而是自己组成一个知青户,独立生活。并且,完全按照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模式建设。无论体力强弱,皆同吃同住同劳动,实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除了劳动,大家还要一起读书学习,思考和讨论国家大事。

 

同学兴奋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共产主义新型大家庭的种种好,听得我们目瞪口呆——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搞法!我们以为被砸到了土里的东西,竟然也能以土为“托”,托起一个乌托邦式的实验基地。一直认定的被迫被动接受劳动改造,准备如军代表预言的那样“三代尸骨烂在这里”的沮丧,看来还有另外一种置换方式。激动之下,马上策划,回去也照这样办。

 

最让我们羡慕的是,他们有颇为可观的藏书,甚至还有在城里都见不到的手抄本!我知道,文革烧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和查抄来的很多书,被人偷了不少。胆大的,甚至蹬了三轮车去拉。看他们这些书,书脊上图书馆标签的痕迹尚存,恐怕也属于“下落不明”的那一类。不过,正如孔乙己同学说的,读书人偷书,能叫偷吗?那个时候,不偷,也是烧了。有书就好,何须追问来路。所以,这之后,广云就成了我们常去的一个地方。每次去,都要从他们那里背回一包书,看完,步行一天,背来还,白吃白喝一两天,满怀崇敬地听他们高谈阔论,再背回一包书。这些书,成为我们干凅精神世界的一掬甘泉。

 

写到此,忍不住给知青微信群里的这位同学发了一条微信,很想听听这个“大家庭”当事人的叙述,希望她能讲讲当年她们共产主义知青户的故事和众好汉的情况。她大致讲了几位主角回城后的去向和现在的状况,又补充说:

 

你知道的,我们寨子是乡政府所在地,又位于公路边,四通八达。只要是知青,无论来自何方,何校,都会被我们养的大黃狗殷勤地领回家来吃住,弄得我们自己的粮油寅吃卯粮。后来TG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用剪辑粘贴、褪色灵褪去已购记录(第一年知青有定量供应的口粮)等手段,反复套购粮油、食盐等物,以维持我们接待工作的运作。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重复买米时,我刚挑起(meng)箩,恰遇粮店一工人呼友。他一张口,就把我吓得爬下,半箩米撒泼一地,弄得大家一场虚惊,回来后都说我是张世贵的马,上阵就拉稀。以后这类事宜就不用我了,让我安心在家煮饭。天长日久,我学会做豆豉、腌菜、捂甜白酒。多年后遇到ZML还记得我是广云的厨娘,却记不起我的名字。那时她经常到我们寨子小住几日。她一来就与HX们海阔天空的聊个没完,我坐在那儿听得一头雾水。经常是我们都睡觉了,他们竟然通宵达旦地聊。令我佩服的是,第二天H们还照常出工!累了一天,晚上又精神十足地接着聊,争论,或者相互戏谑......总而言之,那时我只有仰视的份!现在想来,我太蠢了,都说近朱者赤,我咋一直没悟性,至今未能学到他(她)们的一点呢?另外广云轶事还是挺多的,待我抽空写一写。

 

她提到的ZML,是知青中女神级的人物。当年的女神,年龄不过20岁上下,正是风华正茂之际。有人看到她穿着短裤,腰间别一把刀,骑一匹马,到处游荡。后来她拍过一个电影《青春祭》,讲的就是这段知青故事。恢复高考时她进了北大,在学生中搞民主运动,竞选学生会领袖,红极一时。若干年后,众知青相约到滇池泛舟,她还是那样锋芒毕露,一个人单挑一船男生,大讲时代的“阴盛阳衰”,损起男生来竟是所向披靡。我当时是负责划船的劳动人民,独自在后面摇桨,只听到机关枪式的女高音盖过了所有男声。后来看满船爷们已经哑火,她不想玩嘴了,便来夺我的桨。可惜这桨不像嘴那么容易操控,只靠一条独浆使力,掌握不好船就要打转转。她没折腾几下,看控制不了航向,才撒了手。这就是她的性格。当年广云那个地方,是她看得上眼的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广云就像那个著名的龙门客栈,高人出没,豪杰如云。

 

从广云回到寨子,我们立刻提出要从各家分出来,知青自己独立成户的要求。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满足。乡亲们在社管会附近给我们建了一间和他们一样的竹笆草房,有厨房,有仓房,正面最大一间是正房,中间堂屋,两边卧室,男女生各一间。不隔音,彼此说话都听得见。最记得广云同学来串时,睡女生那间,聊她们的乌托邦知青户和各种趣闻到深夜。男生睡在另外一间旁听,听得津津有味。

 

   紧接着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盈江县即将成立人民公社。我们来的时候,全县还只是合作社,比内地落后十余年。按照政治教科书的说法,我们知道农村应该沿着单干—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方向发展。眼下,要从合作社迈进到人民公社了,之前听说过的历史,竟然要亲身参与创造,免不了有些激动,产生了一种历史穿越者的幻觉。

 

傣族乡亲没有那么激动,因为他们早已见识过了。1958年,提出的口号更让人激动呢,那就是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干,供销社(商店)的东西也可以随便拿。老乡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呀,供销社的东西,不到一天就被哄抢光。山上的人带着长刀和背篓下来背米,不给就拔刀,说共产主义了!三天,共产主义只实现了三天,就搞不下去了。

 

沉默十年后,不知哪一股革命力量的推动,再次加快了蛮荒边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伐。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在知青到来一个月,就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应该有一股外来的推力。就像广云,既然可以在一个知青户做乌托邦实验,为什么不可以在一个县推进这种新生事物呢?革命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志向,何止会限于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国家。不久以后,越过边境,参加缅甸共产党武装,立志搞世界革命的知青,都一大把呢!正如后来我们知道的,已经有知青,进入了县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层。在推动成立人民公社这个政治运动中,这一类知青,恐怕就是那个“托”。

 

就像许多事情一样,人民公社的“人民”,在成立“公社”这样的重大决策中,永远只是名义。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上面又要“公社”了。乡亲们想的很实际,他们盘算的是,蛮胆老寨和新寨要合并为一个生产队,辛辛苦苦养的鸡、养的猪、养的牛,怎么办?又要“共”了吗?

 

我不知道乡亲们是怎样讨论明白这个问题的。但老寨比新寨富裕,好东西不能那么就“共”掉了,这是大家的共识。趁并社还没有成为事实,我们社狂杀掉很多鸡和猪,还有一条牛,全寨放开大吃一顿。我们也参加吃了,没有反对。

 

我就是那天晚上第一次喝醉掉的。那肉实在太香,米酒实在太好喝。遗憾的是,人家还在大嚼,我的身体便开始不听使唤了。我明白这是醉了,不想出丑,摇摇晃晃想回家休息。站起来,觉得有些站不稳,想去扶走在前面的小李子,结果把他一起按倒在地。我挣扎着试图爬起来,发现不行。以往坚实的大地,悬乎了起来。感觉就像躺在墙壁上,身体一动,就会掉到地下。为了稳住自己,我不敢动弹,老老实实贴紧“墙”面,直到大成把我架回家去。躺在竹床上,听见有同学在那里骂人。我有些奇怪,善宝说“酒醉心明白(音be),脸红正吃得”,人怎么会发酒疯呢?我清楚地记得,虽然身体不能动,脑子却是异常清醒。空中,有夜行的老鹳(一种类似大雁的鸟)飞过,叫声十分清晰,却又十分遥远。

 

发神经的时间

  

很快,我们就尝到了苦头。

 

像我这样对人事变动情报比较迟钝的人,也感觉得到,新上任的队长,似乎没有咱社的领头人那么宽厚和有群众基础。大家背地里,都在笑话他某次看外地来的杂技表演时,见到那些超常的技能和魔术表演,以为见到了鬼,吓病了好几天的事。我隐约觉得,好像是因为这次本位主义的大聚餐,老寨付出了队长任命旁落他寨的代价。

 

本来,谁当队长,与我无关。但对于被管理的人来说,管理者的为人和智力,是直接关乎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和直接感受的。

 

首先,让我们感到难受的是“挑灯夜战”。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自古以来不变的农耕作息时间,首先要被挑战了。为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显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大干快上XX天,挑灯夜战抢时间!

 

这苦了我们。分家出来的知青户,没有了现成饭。干了一天活,回来,挑水的挑水,劈柴的劈柴,点火、做饭,等到弄熟吃到肚里,天黑好久了。还来不及在油灯下收拾干净,眼睛就睁不开了。洗了脚要上床睡觉,忽然来通知,今晚要“挑灯夜战”,人人参加,不得请假!

 

我们不理,照样上床睡觉。睡到半夜,有人来叫。原来队长发现“青年”(他们对知青的称呼)不在场,很生气,派人来,把我们一个个从被窝里拎出来。小李子说肚子疼,也不行,统统赶进秧田里。秧田周围挂满了汽灯,到处人影晃动。睡得正迷糊,被人驱赶着光脚跳入泥水中,那滋味真不好受。灯照不到的地方,连蚂蟥都防不了。

 

干到天亮,我们看秧田,一片狼藉。看来,心里不爽的,不止是我们。

 

好吧,擦干净身上的血迹(蚂蟥叮的),我们又继续睡觉去了。想想荒唐,白天睡觉,夜里干活,浪费了灯油不说,劳动效率和质量都差远了。这不发神经吗!

 

乡亲们很快就有了应对的办法。没几天,我们发现半夜再没人来督战,又可以一觉睡通天亮了。问是咋回事,宰竜坏笑着说,“挑灯”还是挑的,只是没人“夜战”了。只要派几个人,晚上把汽灯挂在田边地角,就回家睡大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县里的领导都是玩嘴巴子做表面功夫的。他们只会沿着公路视察,不会真的下到村寨来。坐在车上,远远看到田地里处处有灯火亮着,映红半江,便可以写报告了。领导嘛,只要有这个“显示度”就满意了。看来,别说边民不懂政治哦。

 

再让我们觉得发神经的是关于“六”的崇拜。那一年,县里的领导不知怎么喜欢上了“六”这个数字,发文要求全盈江所有村寨,必须在六月六日之前,每亩地施六万斤肥,插六千株秧。

 

连我们这些才来不久的非专业人士都知道,时间,在“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云南,是不可能按照北京时间或钦定“皇历”来统一行动的。不要说山区和坝区这样大的生态差异了,就我们寨子,不同朝向、不同土质、不同水质和不同通风程度的田地,需要在不同时间插秧,施不一样的肥,配不一样的种子,插秧的密度也不能一样。傣族之所以有自己的历法,就是因为这里的时间生态和内地不一样。县领导那样的划一规定,基本就是不会种地的人拍脑袋瞎指挥。但你是农民又如何,连种地这样具体的事都不是你说了算的。“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口号。为了显示“大干快上”的气魄,显示振臂一呼,万民顺应的权威,领导们都会想出一些奇招,连口号都是排比句的。当今天下,谁主沉浮?放眼世界,寰球尚小,何况种地这样屁大的事。没要求你亩产十万斤,已经是仁慈了。

 

乡亲们已经习惯了不争辩,安全第一。只要没拉去批斗,该干嘛还干嘛。干不下去就跑缅甸,近得很。历次政治运动,跑过去不少,那边有亲戚。倒是我们这些没有家庭负担,无所畏惧的愣头青,跟发神经的认起真来了。我们户小刘的哥哥,喜欢读政治经济学,经常考证和质疑一些流行的理论,我们都叫他考茨基,简称“老考”。他刚刚因病从景颇山调剂到我们户,是我们的大哥级人物。有一天和傣族大妈们一起挑农家肥到田里,“老考”懒得走进田地中间,就把肥料倒在田埂旁边。大妈们看见,叫他把肥料倒进田里边去。他回答:“不是要施六万斤肥吗?六万斤,反正都要铺满到田埂边的。”把大妈们气得够呛。

 

当然,还有一些文化时间的变异,是在一种连我们都感觉不到的力量的推动下,悄无声息地发生的。这种力量以科技理性的面目出现,你绝不会把它与“发神经”这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傣族种植稻谷历史悠久,培育出的品种很多。他们种稻的本事,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吃出来的。什么叫稻谷,吃过这种米饭才会知道。不过,这些老品种虽好,但产量不高。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因为傣族不缺粮,而且他们也吃惯了这种皇帝才吃得到的香软米饭。现在不行了,领导们的数据没有显示度,所以,全县开始推广产量高的新品种。这也没错。关键是数量和质量很难两全,新品种稻谷不好吃。用多了农药化肥,土地容易板结。

 

地变了,天也在变。传统农耕的天然时间,被人操控和改变了。农科专家取代了村寨长老。甚至我们这些只上过初一的半瓶醋,也被拿来推广农业科技。记得有个知青,整天去宣传一种名称似乎叫“520”的催长素,而被傣族乡亲起了个外号叫“520”。我猜,那段时间县领导对“6”的突然热爱,可能也是这类科技神教催的眠。有了科技手段,规划时间、统一行动成为可能,领导发号施令有了科学保障。为了栽插双季稻,育秧的时间被提前,配合以保温育秧、喷洒催长素等科技手段。原有靠节气和地域生态划定的农事时间被打破,与此伴生的传统农祀活动被抛弃,地方性知识及代表人物权威被边缘化,祖祖辈辈传下的多样化稻谷品种逐渐被淘汰。听说,现在的稻谷品种越来越单一,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越来越强。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人们的焦虑却越来越强。我总有一种不安的预感,觉得有“东西”会大发神经。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那种超出于人目前认知水平的生态后果和文化后果,或许,要老天才知道。 

 

挑猪草的傣族大嫂。盈江,2001

 

土地的体温和脾性

  

和领导一样,对于土地,过去我一直是陌生的。

 

在城市里,土地被水泥或柏油隔开,我们被鞋袜隔开,很难直接用身体接触到土地。土地在我们眼中就是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样子。鞋让我们的脚很舒服,鞋子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即使我们只有布鞋胶鞋,也已经习惯了尽量避免踩到泥土,对擦得亮的皮鞋毕恭毕敬,把泥腿子视为低贱。心情好的时候,我们最多看到土地的一些表象。它的形状,它的颜色。远远地观赏,然后把它写进诗里:“啊,大地!”。心情更好的时候,我们甚至以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指点它的归属,它的未来。站在极巅,模仿伟人吼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可是当我脱掉鞋,赤脚踩进土里,对于土地的感知,才会落实到身体这个层面。我触摸到它粗燥的或细腻的肌肤,感受着它的体温,嗅出不同土壤散发的不同气味,以及它们在不同状态不同情境中的脾性。

 

不知不觉间,男知青们已经成为寨子里犁田的主力。我犁过很多类型的田地。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坝子里成熟的那些稻田。所谓成熟,指的不是稻谷,而是稻田。它生育了几百年的稻谷,土是熟的,呈现出一种祥和宽厚的状态,平静地躺在那儿。夏天绿,秋天黄,冬天谷茬间冒出青草,牛和鸭子们各自寻找自己的食物,把粪便拉在地里。屎壳郎很快来处理了这些遗物,在粪泥做的圆球里生儿育女。秧鸡、田鼠、黄鳝、泥鳅、蛇、蚯蚓、土蚕、土狗(蝼蛄)等土界众生,在不同的地层,演绎江湖恩仇的故事。春天,土温凉爽,底层结实而表层松软,把脚板心挠的痒痒的。犁放到上面,看土块匀称地沿着银亮的犁头翻开,有种偷看大地日记的快意。耙田的时候,看着那些被耙齿梳理得细软的泥,你知道它很爽。插上秧,很快就会长出满意的发型。夏天薅秧,双手直接在泥水和秧苗间抓,插枝蒿叶在竹帽边,蚊虫还在耳边绕,大地美发师真的不容易。然后,看着它从毛茸茸的朋克绿,到金发披肩。秋天,你知道,家有闺女初长成了。

 

那种位于低洼处的沼泽田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沼泽田的土很冷,漂浮着水锈,有些阴郁。踩进去,泥沼淹没大腿。大水牛的四只脚全部陷得不见,好像是靠肚皮在泥水上滑动。我们全部力气都用来抱着犁,防止犁沉下去,要再捞起来就更不容易。犁一会,犁头拖泥带水,挂满水草,还得把犁横翻一下,抖落这些累赘。这种烂田,常常把好脾气的牛也弄得发飙,拖着犁逃离开去。如果抬着挂满水草的沉重犁头追赶不及,或是没有力气把犁举过田埂,那犁扎进田埂,散架不说,拉断的撇绳(拉犁的绳),还要弹众人一身泥巴。这时人就很抓狂,想拿牛出气,却又没有了力气,只得找个地方仰天躺下,对空大口喘气。犁完一天,腿上的黄锈要用细鹅卵石才擦得掉;犁完一季,腿毛被泥拔得干干净净,千斤(连接犁和横杠的牛皮绳)糟得发臭。

 

我们渐渐学会了用身体感知土地。脚踩进土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沙子和泥土的不同质地,田地朝向和日照程度差异导致的不同土温。还有在土里隐藏的那些可见不可见的生物,它们会直接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发生关系。我喜欢犁田,是因为用犁揭开土地时,会有许多惊奇。打实处说,一天下来,可以抓到差不多够吃一顿的黄鳝。当然,有时手太快,抓到手里的是一条水蛇。不用看,马上甩到远处,手指在接触到它们粗糙有鳞身体的瞬间,就知道抓错了。如果遇到田鼠或秧鸡,田里立刻爆发狂欢。所有人丢下手里的活计,农人变身猎人,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田鼠十分硕大,有肥母鸡那么重,只是那尾巴有点恶心。秧鸡就没有那么好抓了,它会低飞一段距离。要在稻田里追到它们,除非人手够,可以合围。它们甚至影响到知青的命名。有位马姓女生,在秧鸡扑腾腾飞起时尖声惊叫,可能是音量分贝太高,从此得了一个“马秧鸡”的外号。当然,还得防着蚂蟥。遇得多了,抓蚂蟥 我们也成了高手。凭肤觉,就知道来了不速之客。不等它们下口,用指甲抠住吸盘剔下,那东西便缩成一捧黏乎乎蜷在手心。喝停牛,找根棍子把它钉在田边。有好事的,还要把它们像翻 大肠一样翻过来。

 

当然,蚂蟥也不全是缺点。刚来的几个月,我们的腿都起了些水泡,黄水和脓血总是不停地流,搽什么药都不会好。这个时候最怕下水田,一是怕感染,二是怕蚂蟥。因为蚂蟥闻到血腥味,老远都游过来了。最初气恼它们,后来偶然发现,被它们吸过的创口,居然很容易愈合。所以,实在治不好,就抓一条蚂蟥,让它把脓血吸干净,再涂药包扎。

 

最近,我们知青户的同学集体回去探望,发现由于农药的使用,蚂蟥都不见了,为此还小小惋惜了一下。现在的农村,由于科学神教的深入人心,不使用统一配套的化肥农药和种子,你差不多不是一个现代人。田里河沟里漂满塑料残片,显示科学育苗或城市生活的足迹,已经到此。农药让田里的黄鳝、蚂蟥和虫子全部消失。犁田的时候没有了蚂蟥的骚扰,也没有了鸟的伴舞和抓黄鳝的乐趣。土地慢慢变得死气沉沉,抑郁得板结起来。

 

但千万别以为土地会抑郁沉寂。其实它脾气很大,发起来不得了。我们刚到盈江的那一年夏天,弄璋镇南拱一带爆发了泥石流,使新金、老金两个寨子被毁。另外,诅咒知青“三代尸骨烂在这里,臭在这里”的军代表P连长,也就是在这次灾难中去世的。他连夜骑摩托赶赴灾区,由于阶级斗争观念太强,怕开车灯引起美帝国主义注意,摸黑疾驰,撞到停在路边的拖拉机上,英勇牺牲(知青为此还编了一首阴阳怪气的损歌……算了,人已死,就不抄录了)。该他领导救灾的事,当然也无从谈起。

 

我们步行赶到灾区时已是下午。没有村寨,没有直立的绿树,眼前一片苍黄,只有连到天边的泥浆和乱石。两个寨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巨大的石头浮在泥上,仿佛随时可能移动。大青树被连根拔起,搓得只剩下发绒的木心。救灾的人踩着木板站在泥上,用长长的杆子在泥水里捅。不时抬出一具遗体,已经看不出哪是骨哪是肉。还留着皮的,也被泥水泡得皮肉分离,皱巴巴地惨不忍睹。问起伤亡情况,得知两个寨子97人丧生,但知青竟然都已逃生。原来,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曾有一些预兆和巨大的响动,而且离寨子尚远。知青一看不妙,什么都不要,拔腿就往两边跑,没有出现舍身保护领袖像或电线杆的英雄人物。乡亲们也跑,但牵挂太多,牵牛赶猪的,又是夜晚,动作慢一些的,就被泥石流吞了。

 

这张照片貌似我们见到的泥石流救灾现场,所不同的,一个在盈江,一个在昆明,一个是自然灾难,一个是人为灾难。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老家举行了“移山填海,围海造田,战天斗地,向海要粮”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1969,12),昆明地区数十万军民用短短几个月时间,把滇池草海和外海填了3.5万亩,建成农场(1970,5)。高原明珠滇池由于被破坏了湿地生态,水质迅速恶化。昆明,1970,拍摄者不详

 

站在漫无边际的泥石流滩前,那个如同世界末日的景象,让人永远难忘。我实实在在感到了人的渺小,对脚下的土地心生敬畏。这还只是一座被人砍树砍得露了土的小山,雨水泡烦了,抖动一下而已。它生气了,后果就这样严重,把人一夜拉回黄泥巴做人的时代(在傣族创世神话里,人都是黄泥巴做的)。那些紧紧围住我们的大山,都还没吭气呢!

 

忽然想起“人定胜天”“征服自然”这一类老被挂在嘴上的口号,原来是多么的不靠谱。

 

其实,不单是人,连佛祖对大地及土地诸灵要敬几分的。全民信仰南传 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在奘房(佛寺)里佛祖的前面,一定会供奉一位大地女神。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修行,被魔鬼干扰。大地女神出现,梳动长发,化为洪水,把魔鬼冲走。释迦牟尼成道后,指天指地声称“天下唯我独尊”,万众也同声赞颂全知全能佛祖的时候,谷神受到冷落,生气了。他抽身离去,大地颗粒无收。佛祖没了供养,人类陷入饥荒,只有向谷神赔礼道歉,恭恭敬敬请他回来。我在傣族寺庙里见过专门供奉的谷神,他手拿谷穗,头扎布巾,短衣长裤,标准的傣式打扮。

  

傣族奘房里在佛祖前梳动长发化为洪水的大地女神,一身傣式衣裙。云南芒市,2016

 

在禁书的年代,偷书是道德的

 
   我把“乌托邦”的那篇知青故事发给曾在乌托邦知青户的同学看,请她订正有无记忆错误。她回复了一则微信,说起“偷书”的事:

 

先向你讲述一下我与胡逊他们结识的经过。那是在学校时,一天傍晚,我一人从学校图书室旁边走过,突然看见有两高年级的男生在撬图书室的窗户(因搞文化大革命,图书室被说成是“封资修”、“大毒草”集纳之地,而被造反的红卫兵们钉上木条封了)。我一下子就愣了,也不知哪来的胆子,竟上前质问他们:“你们怎么要偷学校的书?”谁知他们既不吓慌,也不生气,反而笑嘻嘻地对我说:“小同学,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拿书,是拿来读。再说,过几天,里边的书就会被拉去烧了,多可惜呀!所以,我们要拿几本去读。”这时另一个男生(后来才知是汤官)更加客气地对我说:“看你这样瘦小,正好钻得进这个窗户洞,你就帮我们进去拿几本书,好吗?到时也给你看的。”我当时不知怎么,竟顺从地听安排,踩着他们中一人的肩膀,爬了进去。一看,书架上的书,早已被事先堆放在他们指给我的地方了。他们叫我快些递,于是我将那堆书迅速传了出去。随后,他们又让我在旁边一堆拿了三本。他们将我接出来,顺手把那三本书递给我说,这三本是你的了。这三本都是《红旗飘飘》(那时的期刊),我不愿意,跟他们争起来,也要他们那堆里的书。他们只好让我自己挑两本。我挑了两本,一本《牛氓》,一本《青年近卫军》。他俩惊讶地问:“你会看吗?”我反问他们:“我不会学着看吗?”他们连声道:“好,好,知道学着看就好,肯学就是好同学!”我一经他们夸赞,美滋滋的,从此认识了他们,并一直遵守他们对我的要求,从未向人(你是第一个)提起过我参与“偷书”的事。

后来聊天时,听他们说,偷书的不止我们,还有别的窝子的人。有时他们瞄准了的书,待实施计划时却不知去向,肯定是有人先下手了。

下乡跟随他们到广云,才知道那些书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诗集,以及大、小仲马,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巴尔扎克等人的大作,还有《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那两大木箱书,成了我们广云最宝贵的财富,许多相识的同学都爱到我们广云借书。记得有一次,同时来了四个人,都是为了借《斯巴达克斯》。为了公平,只好以到广云的时间先后顺序排队。拿到书的连夜看,其他人在广云吃住候书。

 

收到微信时,正巧碰上又有禁书之事。忽觉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轮回,甚感滑稽。本来要忘掉的往事,竟在这样的“语境”中被重新提示。这个提示,让我回想起文革开始,“破四旧”砸庙烧书的经历。我那时14岁,还没懂什么事,就遭遇这么大的政治运动,吓着了。古庙与我没关系,旧书倒是有几本。我听说隐瞒的后果很严重,所以乖乖交出了家里的书。有一本还记得,叫《东周列国志新编》,精装的,很厚,半道上被一个哥哥劫了,说他要。他拿走了,没见他遇到什么麻烦。这事让我记住的原因是,我感到了后悔,因为吃亏的分明是听话的。在后悔之余得一启发:不听话照办,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武斗开始的时候,我就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了。家里管得很严,不允许我们出去凑热闹。那时能够做的事,就是到小伙伴家里,借他们的书来读。我这时才发现,原来,第一,很多人都没我那么傻,家里还是藏着不少书;第二,这些禁书其实很好看;第三,它们都是教人学好为善的。包括造反的红卫兵,他们手里也有很多异端的书呢,甚至还有正在批判的“大毒草”。记得当时,我就是从邻居的造反派大哥哥那里,读到手抄的瞿秋白《多余的话》。我不懂瞿秋白在被国民党枪毙前谈豆腐好吃,怎么会与“叛变”有关,但让我震惊的是,这位大哥哥对瞿秋白的评价,竟与传单小报上那些凶猛的大批判完全不同。他刚刚在派系斗争中死里逃生,有一种看透世事的忧郁。他的话里透露着一种人性的柔软,让我感到陌生而困惑,却又无法对抗。

 

如果运气好,还会借到一些写有“仅供批判”或“内部参考”字样的“特供书”,听有来历的人,吹嘘他们看“内部”电影的待遇和电影中那些让人惊叹的故事。这些东西老百姓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为不属于“内部”人士。这事让我深感挫折,说好的平等,说好的人民当家作主呢?我一直以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民,和他们是一伙的,殊不知早已被划到了“外部”,成了“外人”,很多东西没有资格过问。这种做法的逻辑前提是,没有被划入“内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不是被视为弱智,就是不可信任者。极少数“内部”的人享受着物质的和精神的“特供”,却让绝大多数人艰苦奋斗,在指定的范围内听话做事,不许多嘴,更不能多想。他们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斥为垃圾,凡封(古代)、资(外国)、修(苏联)都是坏的,剩下不多的“精神食粮”,只能由他们独家经营,垄断供货。问题是,事实不幸地一再证明,他们提供的许多东西,靠不住,信不得。

 

很快,得读闲书的逍遥日子,也结束了,接下来就被发配到了盈江。能够续上我们自学“学历”的,就是流散在不同知青户里那些没被烧掉的书。说起这些书,同学因为透露了自己参与偷书的事,直到现在还有些难为情。我只好安慰她:在禁书的年代,偷书(或与时俱进置换为其他词句,比如“翻墙”),是道德的。我真诚地感谢他(她)们的偷书义举。由于有了这些书,我们流放的日子,不至于那么难熬;我们自己,也没有按照既定方针,变得像设计者希望的那么傻。

 

 

放牛是拿“工分”的活计。带一本书,坐在牛背上读,不用担心看呆了的时候被蚂蟥袭击。盈江蛮胆,1969.

 

那时读书很杂,抓到就啃,毫无章法。我最喜欢爬到附近大青树上,坐在绿茵里,在鸟儿的伴读声中,读读睡睡,看到迷糊。

 

 

那时大青树没有祭台,被我们爬得光溜溜的,没有那么多青苔。盈江蛮胆,2001

 

常读的书,是外国文学。普希金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被知青反复传诵,成为流行的警句;俄罗斯和法国作家的小说,伴我们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而《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神奇故事,更是在傣族乡亲的啧啧赞叹中,让枯燥的劳动不再沉闷。慢慢地,傣族乡亲也乐意和知青一起干活了。我们彼此在这样一些话题上达成了一致:他们给我们讲荤段子,我们给他们讲西游记或天南地北的事。他们是随机地说,我们是系列的讲。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乡亲们听上瘾了,就让讲的人别干活,站在大家都听得到的位置,像说书人一样讲。这个待遇,让我们的口才都提高了很多。

 

最奇怪的是,我竟然迷上了哲学。那些过去觉得艰涩的东西,一旦和自己的遭遇挂起钩来,读起来竟是明明白白,并不玄乎。原来哲学家早就看透了社会人生的本质。甚至马克思的书,由于没有被肢解,也读得津津有味。记得读过一本介绍青年马克思讲异化问题的思想传记,很对胃口。放牛时读,用草杆做笔,把一本书都划绿了。回到知青茅屋,就着油灯写了两本读书笔记。对于反思我们曾亲身经历的“异化”,那本书是一剂及时的解药。

 

还有艾芜《南行记》描写的那种经历,让我们想入非非,引诱我们出去“乱窜”(傣族乡亲的评语),这或许是后来喜欢探险喜欢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来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治化军事化的时候,少数民族才不理会那些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我们歪打正着完全被放野。在田野里我会很放松,想一些和流行思想有所不同的问题,一种很自由的边缘状态。除了思想上野了,身体上也野了,一个月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到处乱窜,唱黄歌(其实不过是文革前公开出版过的《外国名歌三百首》而已),讲鬼故事,练武术,读禁书。其实所谓禁书,也不过是一些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最离经叛道的手抄本,现在作为合法出版物也毫无问题。

 

说起知青的读书,可能各地情况又有所不同。记得当时知青中已经盛传:瑞丽知青主攻数理化,盈江知青文科多一些,而且比较叛逆。据说,在盈江,有知青偷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试图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去质疑XXX思想和文革。想想看,那个年代敢这样做,真够胆大的。当然,听说这些人被抓了,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估计应该和遇罗克、林昭同命,或许更糟,因为连平反都可能轮不到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有平和一点的,也在现行思想体系之外,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比如我们南边半山上的一个寨子,有位女知青,听说长得很漂亮,却偏偏迷上了黑格尔哲学,公开宣称是黑格尔的门徒!全县知青,找不到一个可以跟她对话的人。面对她的冷艳,吃不到葡萄的男生,只好给她取了一个“黑乌鸦”的绰号。

  

无定的河床

 

不像许多一离开边寨便头也不回的知青,我倒还有机会几次重返故地。我的寨子是傣寨,依山、傍水。可垂钓,可采菊,南山悠然浮在云里。要是不为衣食愁,不怕躲不掉的虐疾,那或许是一个写园田诗的好去处呢。可惜有一年发洪水,江水决堤,淹了寨子和田地。我去时,熟悉的江早变了样子,在过去的稻田、园子和村寨上,没有定性,千条万道地流。寻旧路,早无踪迹。好歹渡过江,找到寨子,也全移到半山坡去了。倒是旧人如故,凡是我离开时已成人的,一见,都认得出,好像几十年全家定了格,一样的语气,一样的面孔(只多了几条皱纹)。陌生的,那是我们走时还算“伊万”(小孩),现已长大成人的。不过,许多陌生面孔依然“熟”得很,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翻版,连习惯和神情都一个模子倒出似的相像。造物的重复制作,在这里真绝。

 

也有例外,那是相喃。当年我住她家,走时她还小。有一年出差至此,见她已长成活泼漂亮的大姑娘。追她的伙子多,唱的小调很动听。她却好像不大动心。问起来,才知道想参军或考学,离开这里,“出去,像你们一样,见见世面。”后来看到走在城里神气十足的女兵或校园里的傣女,我有时会想起她。想象她可能早已远走高飞。


1985年到盈江公务考察,抽空溜回寨,却依然在寨里见到她。静得像变了个人。高高的黑包头,表明她已嫁了人。但使我略觉诧异的是她仍住娘家。后来才知道,许多治家种田极能干的帅伙子她不嫁,偏嫁了一位瘦弱无味的小生。寨里数他文化最高,高中生,又是乡支书的儿子,大家都说他“在不长”。果然,没多久他就调区粮管所,吃工资饭去了。不久他们不知怎的离了婚。从此她便拖个孩子,长住娘家。

 

我到的那天下午,正巧她家来客,三个男人,手托竹盘,毕恭毕敬地向她父母奉献一些礼物。他们来说亲,目标是相喃。说亲的人来过好几起,但相喃一直不同意,都回了,不知她想什么。

 

晚饭后,和大爹大妈聊天。她悄悄进来,静静坐在一边。说到“阿诗玛”们出山当导游,“金花”们在省城名声赫赫,我隐约感到,她发出一声难以察觉的叹息。

 

我突地觉得这情景很熟。对了,也是类似的闲聊,十几年前。无灯的夜晚,乡民们围在火塘边,听知青中的牛皮大王吹牛。他们什么都爱听。外部世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神秘。听到他们难于想象的事,便要发出惊异的叹息——“啊嘎……”相喃总是躲在不显眼的地方,亮眼睛盯牢说话的人。有的知青乘机添油加醋,把天外的世界吹得神乎其神,弄得历来脚踏实地的农民兄弟也想入非非。

 

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说话的人牛吹完就忘了,听话的人过了这十几年,也没人再想这些过时的笑话。所以,在相喃突地向我打听某位牛皮知青的时候,我的确一下子回不过神来。

 

“听说,他去了美国?”相喃问。

 

“不知哪国,大概是澳大利亚吧。不过听说又回来了。”

 

我还以为他去美国装不锈钢牙齿去了呢。”她揄揶道,咧嘴一笑,却笑得有些苦涩。沉默片刻,她叹道:“还是你们好,可以变变样子活。”说罢转身去弄孩子,低了头。

 

那晚我在寨里住了,吹灭油灯,是完全的寂静包裹着我。我想我明天又将离去,就像我们当初离去一样。知青早已走空,夜里再听不到他们放肆的歌声和谈话声,留给寨子的又是一片古老的宁静。只有一位作家把一部当地人都看得诧异的“自己的故事”,变成电影拿来这里放过;只有相喃这样的人,还记得那些流浪儿唱的歌。我突地闪过一个莫名的意念:或许,我们不该对她和他们,说那些过于遥远的故事;我不该再回来,对她和他们讲那天边的另一种生活。

 

竹窗外,远处的江在朦胧中隐约可见。听不到水声和风声。但我知道,这条江从没有固定的河床。宁静的江水下是流沙和旋流。不见水花,只见护堤的粗大石笼和竹桩,每年都不知不觉从岸边消失许多。倒是江上的云,还是老样子,一垛垛悬浮在半空,稳重地排得老远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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