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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雄生]稻史研究三十年
2018-5-29 2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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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雄生]稻史研究三十年

梯田老祖

百家号05-2812:23

有个笑话,其实也是实情,说两个中国人碰面,那怕是在厕所,也会相互问一声,“吃了饭吗?”。在我最初的概念中,饭,指的就是稻米饭。我出生在江西中部的吉安农村,这里赣江穿境而过,灌溉着两岸的农田。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农业区,水稻自古以来就是这里最主要的农作物。保留至今的新干县界埠战国粮仓,贮藏着2000多年前的炭化粳米。900多年前,距新干县不远的泰和县一位作者曾安止的《禾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水稻品种志。泰和和新干都是现在江西省吉安市的管辖县。明代江西奉新县人宋应星在其名著《开工开物》记载了吉安地区一种特殊的稻豆轮作方法。其文曰:“江西吉郡,种法甚玅。其刈稻田,竟不耕垦,每禾藁头中拈豆三四粒,以指扱之。其藁凝露水以滋豆,豆性克发,复浸烂藁根以滋,已生苗之后,遇无雨亢干,则汲水一升以灌之,一灌之后,再耨之余,收获甚多。”这种点豆方法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百姓称为“豆子”。,是方言,也写作成亚或丫。是一种种植方法,即在行与行,或株与株之间插种作物,如大豆、水稻等。“豆子”便是在收割后的稻茬上直接点种大豆。与“豆子”相类似的便是“禾”,早禾没有收割之前,便在早禾的行间栽插晚禾,即间作双季稻。间作稻,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已在福建、广东一带出现,随后传入到邻近的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在江西始获得“禾”的名号,在此之前江西吉安民间已有“豆”的做法。因此,当闽广的间作双季稻传入后,江西、湖南的农民便将豆之名命名这种具有相似技术特点的水稻种植方法,称为“禾”。

江西方言称水稻为禾,确切地说,禾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生长在大田中的水稻植株,禾在移栽前的苗床中时称为秧。秧移栽到大田以后便称为禾。禾所结之实称为谷,脱谷之后的禾,称为秆,也就是稻草。稻草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最重要的物资。它是燃料,肥料和材料的主要来源。秆作为燃料虽然火力不旺,但它一点就着,一着就过的特点也的确有它的用途。在买盒火柴也觉得金贵的年代,村民有时就是靠一把秆传播火种,把火从一家引到另一家。除了作燃料之外,秆的最大用途便是作为猪圈和牛栏的垫圈。秆经过猪,牛的践踏和嚼食之后,加上遗撒的便溺,经过堆积之后便成为稻田基肥的主要来源。

稻草还是建筑和加工的主要材料。冬季农闲季节,每家都要挑选比较长的稻草,锤打柔软之后,搓纺成绳,用于以系牛,挷扎,打捆等各项用途。这也是农村中少见的快乐时光。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农民之间的语言不多,只是在打秆纺绳的日子里,话语似乎多了一些。现在打秆纺绳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偶尔人们还会用打秆纺绳来指闲聊。

脱壳之后的稻谷称为米。米又有粘米和糯米之分。粘(写作秥、黏、占)米,读zhan mi,主要用作日常的饭食。在电饭锅普及以前的21世纪以前,主要的米饭加工方式是捞饭。清早起来,用水将米淘洗,然后把淘过的米和比米数量更多的水在锅中煮开至半熟,便用筲箕过滤,再将过滤后的半熟米饭放回锅中,加入少量的水,大火烧开,冒出蒸汽后,改小火,等闻着饭香,即停火。接着便可供食了。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乡下渡过的,我经历过传统水稻生产的全过程。那时正是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业生产资料分别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一个不到千人的自然村被划分为2个生产队,后来又细分为4个生产队,1个生产队也就200余人。生产队根据国家计划自行组织生产。水稻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当时一个生产队也就百亩左右的稻田。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为了扩大水稻生产,同村的几个小队还联合起来,填塘造田。因此原来一些水塘都被改种稻田了,但由于地势低洼,每年都有淹浸之虞。这些新增的稻田多只能一年一熟。一般是在雨季过后,大水退却之后,方才移栽,因此又称为迟(穉)禾,或称大禾。有时一年一熟也不能保证,只好种植茭白、莲藕等水生蔬菜作物。穉禾田以外的稻田一般都种植连作双季稻。尽管如此,生产队生产的粮食不足供给,每年社员还有几个月要吃“返销粮”。

人民公社的年代,春节过到初三或初五后便要开工了,除了继续打秆纺绳以外,还会下到地里给油菜除草,再就是清除猪圈牛圈中的粪污,堆放沤发后,用作稻田的基肥。元宵一过,农事活动正式开始。育秧是春季农活中最重要的活计,选择靠近村头最近,肥水条件最好的地段,经过精耕细耙之后,在清明节前把稻种播下。在播种之前,需要对稻种进行一些处理,除去淘去瘪谷外,还要进行浸种催芽。用竹篮(古书上称为“种箪”,本地称为“禾种篮”)垫上稻草,装上稻种,包裹紧实,投入池塘中浸泡,二、三天后,当幼芽(古书称为“勾萌”)破壳(古书称为“坼甲”)而出,便可匀撒在秧田中,这就是布秧。在此后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看管好,防止鸟儿啄食外,要主要的就是要根据天气情况控制水位,防止烂秧。

与此同时,春耕开始,社员将堆肥运送到稻田中散开后连同上年二晚收割时播种下的红花草一道犁翻,沤烂,经过耕、耙、磙、耖之后,田中壤靡泥易,便可移栽。移栽采用的是传统的移栽方式,“拔秧时,轻手拔出,就水洗根去泥,约八九十根作一小束,却于犁熟水田内插栽。每四五根为一丛,约离五六寸插一丛。脚不宜频那,舒手只插六丛,却那一遍,再插六丛,再那一遍。逐旋插去,务要窠行整直。”

70年代末,尽管有的生产队已经购买了拖拉机,也听说有插秧机,但种稻使用最多的还是耕牛和人力。当时一个生产队大大小小的耕牛加起来也只有10多头。这10多头都是青一色的黄牛。这和一般读者想像的南方用水牛耕田的情况不同。根据生产队的相关规定,男孩女孩年满13周岁以后便可成为生产队的一员,跟着大伙一同出工,挣工分。而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来说,最适合的工种莫过于放牛。在我们那个人多地少的地方,要维持十几头耕牛的生存其实是挺困难的。因为几乎没有地方可供耕牛放牧。因此有时我们要把牛达到稍远的赣江大堤上縻放。唐朝张籍《牧童词》:“远牧牛,绕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隔堤吹叶应同伴,还鼓长鞭三四声。‘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我对农区农牧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以谷物生产为主体的农区,一切的动物饲养也都是为谷物生产服务,而成为生产中的配角。养牛主要是为耕田提供畜力,养猪则主要是提供农田的肥料,同时消化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垃圾。食剩的饭菜加上加工稻谷时所形成的糠皮,便是喂猪的最主要的饲料。二、三十年前,一般五六口之家一年到头养二至三头猪。养鸡司晨,那是农民的生物闹钟。养狗养猫防止人畜(比如老鼠)对谷物的偷盗。但这一切的安排都必须以人为中心,当养人和养家畜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牺牲的自然是家畜。七十年代以前,一切可以开垦种植作物的地方几乎都开垦殆尽,留给养牛的空间已非常狭小,只是耕田的需要,同时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才勉强保留了十多头耕牛。而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生产力的解放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耕牛率先从田野中消失了。化肥的使用和民工潮的兴起,则又限缩了养猪的空间,于是在耕牛之后,猪只也在农家的房前屋后消失了,偶尔的剩饭剩菜也就够维持几只鸡、鸭的存在。

幼时的生活经历构成我关注和研究稻作历史的基础和出发点。1979年,我有幸考入江西师大历史系。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但旧的意识形态,仍然主宰着大学历史的教学。农民战争成为历史学习的主线。但战争毕竟不是历史的常态。铸剑为犁才是人们的理想。农业是文明进步的根基。我们需要从农业的角度去探索中国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商代盘庚迁殷以前曾有多次迁都经历,虽然可以从外族入侵上得到解释,但也可以从商朝内部去寻找原因。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地力衰竭,可能是迫使早期商王朝一再迁徙的深层原因。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史上并不鲜见。许多古代文明的消亡都与地力衰竭有关。这不仅包括古罗马帝国、古代玛雅文明,也包括历史上亚洲的一些古老文明。如古印度哈拉帕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中国古代农业也面临着地力下降问题。汉文帝(202BC—157BC)统治时期,耕地没有减少,人口没有增加,人均耕地比以前还多,却连续几年减产,食物严重匮乏,地力下降所导致的农业衰退非常明显。只是因为汉代以后的中国人逐渐找到了应对地力下降的办法,才维持了中华文明的长盛不衰。农业是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钥匙。

1985年我有幸考取了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的研究生。游修龄教授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稻作史家。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后,原本在五十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农史研究的他,开始转入与稻作起源相关的研究,从对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和骨耜的研究出发,进而探索中国稻作起源、分化和传播,把现代农学知识与考古学及历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观点,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获得了同样以稻米文化情有独钟的邻国日本学者的肯定。1987年,日本学者渡部忠世主编游先生参与写作的《亚洲稻作史》(日文版)出版。1991年应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之约,赴日从事亚洲稻作史研究。1993年,《稻作史论集》出版,该书收录了游先生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一共4个主题的25篇论文。包括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稻的品种资源;稻的古文字考证;古代稻的生产。1995年,《中国稻作史》出版,该书是一本涵盖古今,突出稻作科技史的著作,内容包括中国稻作的起源、传播与分化、中国古代稻的生物学知识、中国水稻品种资源、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中国古代稻谷(米)的贮藏和加工、稻与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展望等。2008年,游先生主笔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问世。这是游先生研究原始农业的几十年的一个总结性成果。其中就包括有大量有有关原始稻作起源和稻作文化的内容。

受游先生的影响,我对稻作史和原始农业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的第一篇关于农史方面的习作“《天工开物》中水稻生产的调查与研究”,就是在游先生指导下完成的。1986年暑假,经游先生介绍,得到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陈文华教授的帮助,我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壮已先生来到了明代学者,十七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的老家江西奉新县调查,调查主要是围绕着《天工开物》中有关水稻生产技术记载来展开,调查研究报告发表在《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这也是我人事农史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在此基础上,我原准备对家乡江西水稻栽培的历史做一系统的研究,以作为毕业论文。完成了“江西水稻品种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历史”,“宋代江西水稻品种的变化”,“明清江西水稻品种的特色”,原来还准备写一篇“近代江西水稻品种的改良”,就算全部完成。但与此同时,一个有趣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历史上有关“象耕鸟耘”的传说,我把这个传说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以及相关的民族学调查材料结合起来,完成了一篇半似考证、半似猜想的文章,得到了游先生的肯定,并作为学位论文,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和答辩。今天看来,江西水稻栽培史仍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江西的水稻品种,在明清时期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以外,还对周边的省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明清时期许多省份,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四川、河南等,都有“江西早”这一水稻品种。而1934年原江西省农业试验场从农家品种鄱阳早中选得变异单穗,后经原江西省农业院系选育成的中熟早籼品种“南特号”,更是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双季早稻品种中推广面积大、使用年限长、生产贡献显著的良种,也是新品种选育的重要亲源。

1988年我进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稻作史仍然是我研究的重点。研究中国稻作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占城稻。占城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由于他是由皇帝出面所做的一次水稻引种,所以它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自清代道光年间的学者李彦章、林则徐以来,国内外学者,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华裔学者张德慈(T.T.Chang)、何柄棣(HOPing-Ti)美国学者(PeterJ.Golas,1980)、英国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等都有对占城稻有高度的评价。普遍的观点认为,早熟耐旱的占城稻引进,导致双季作和三季作的盛行,绿色革命的出现,是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游修龄从农学的角度对占城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献中所见的占城稻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占城是一个品种还是一群品种?是旱稻还是水稻?是早稻还是晚稻?金城就是占城吗?占稻(占禾)、黏稻就是占城稻吗?等一系列前人在研究占城稻时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游先生不同意把地方文献中的“占米”、“粘米”、“黏米”、“秥米”都视为占城稻的说法,认为占米只是籼米,其中包括占城稻在内,而不能全部说成是占城。我则受到生活经验的影响,因为在我们当地的稻米分类中中,除了糯米之外,就只剩下粘米了,而不管这个粘米是籼还粳。这种情况可能是从宋代以后开始的。宋代以前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籼和粳的划分,有的只是秔和秫,早和晚。比如东晋陶渊明要把政府给他的俸禄田全种上秫(糯)稻,因为他爱喝酒,而糯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他的妻子就想把田里都种上秔稻,秔米用于饭食。争执的结果是一半种秫,一半种粳。陶渊明的诗中还出现了“早稻”的说法。这种分类方法一直保留到宋代,甚至在占城稻传入之初,如《禾谱》中就将吉州泰和一带的品种划分为:早禾秔品、早禾糯品、晚禾秔品和晚禾糯品。此时占城稻已传入到泰和一带四、五十年。但随着占城稻影响的深入,特别是到了南宋以后,便有了粳(秔)和占(籼)及糯的划分。虽然文献中所载之籼粳品种不全是占城稻,但稻米中“占米”分类的出现,甚至出现“占米”取代“粳米”及“籼米”,而与糯(秫)米相对而称的现象,显然是受到了占城稻的影响。

游修龄先生贺词

一个品种的重要与否必须看这一品种在实际生产中的运用。入宋以后,迫于人口的压力,具备高产潜质水稻种植受到广泛的青睐,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的农民或与水争田,或与山争地,将原本不太适合种植水稻的农田都尽可能地种上水稻,但因先天条件不足,这些新增稻田经常遭到旱、涝的光顾,因此一些耐旱、耐涝、早熟的品种受到重视。占城稻正好具备了耐旱、早熟的特点,适应了宋代以后,南方水稻生产发展(如梯田的发展、旱地改作水田的实施等)和自然条件(干旱)的需要,对水稻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一季早籼的普及,为以后双季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占城稻因是皇帝出面所做的一次水稻引种,无论其实际作用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尤其是文字书写的领域。但是在它的掩盖之下,一些重要的品种反而不受人们的重视。从现存宋元时期有关南方水稻生产的农书,如《陈旉农书》和《王祯农书》等的记载情况来看,在实际生产中占城稻的重要性似乎不及黄穋稻。

黄穋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水稻品种,按其读音它在唐朝以前,甚至于北魏时期即已存在,但真正在水稻生产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所重视则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为了应对人口压力,水稻主产区的农民在从事旱改水的同时,生活在地势相对低洼地区的稻农,也采取了各种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措施,致使湖田、圩田、沙田等成为粮食增长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新添稻田由于自然和人为方面的因素,存在着许多问题,经常性的水患即其中之一。人们必须在兴修水利的同时,选择适宜的品种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产效果。黄穋稻因具耐涝的特性,它能够在稻田水位超出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正常生长结实。同时它还具有早熟的特点,生育期非常短,能在洪水到来之前或水退之后抢种抢收一季水稻。这些特点适合了唐宋以后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的需要,特别是与水争田的需要,使它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普及。我从黄穋稻的名称、性状、同类、普及等方面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考证。文中还从评估唐宋以后中国粮食增长的主要途径入手,认为唐宋以后中国粮食的增长途径主要是依靠与水争田,而非与山争地的途径来实现,尽管与山争地也是粮食的增长途径之一。由于与水争田对于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的需要远大于与山争地对于占城稻品种的需要,故黄穋稻在实际上要比占城稻对于中国水稻生产、粮食供应乃至人口增长的影响大得多。恩师游修龄在读过该文初稿后,评价“这文考证黄穋稻颇有新意, 足见你治学甚有进步 。 ”这篇长论文发表在《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随后获得首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1999)。2001年,由加拿大华人学者W.Tsao博士译成英文,收入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社会人类学系和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名誉馆长高登博士(Dr.Bryan C.Gordon)主持的“基于稻作农业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 Ri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Paddy Rice Agriculture项目的论文数据库中,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者的亚洲在其有关宋代中国的网页中报道:

特别是其中与宋朝稻作相关的文章是曾雄生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该文讨论了历史悠久的水稻品种黄穋(色黄而早熟)稻在宋朝的流行。作者认为,黄穋稻的推广和普及,在宋代以后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Especially relevant to rice cultivation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article“Huang-lu Rice in Chinese History,”by Zeng Xiongsheng,which discusses the huang-lu (yellowrapid-ripening) historic variety of rice that became very popula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ty of the huang-lu variety played“an important role in grain supply and population growth after [the] Song dynasty.”)

耐旱的占城稻和耐水的黄穋稻,虽然种植的环境不同,但它们都具有早熟的特征,而早熟品种的存在为多熟种植的实现准备了条件,而且在宋代也的确出现了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再生稻,在宋代又名再熟稻、稻孙、二稻、传稻、孕稻、魏撩、再撩、再生禾、女禾等,分布于两浙、淮南、江南、福建和湖北等地。间作稻,又名寄生,主要分布在浙东一带。连作稻,在宋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名称,但却出现了许多连作稻的品种,如江苏的乌口稻、浙江的乌糤、第二遍、江西的黄穋禾、福建的(禾庶)和献台、岭南的月禾等。另外,在宋代的稻品种中,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时期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原因,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都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

宋代有早稻和晚稻的划分,但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而主要指的是收获期上的早晚。即使是所谓“早稻”,也大多属于中晚熟品种。早稻、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宋代各地都有早晚稻的分布,但所占比重各不相同。浙西、淮南等水稻主产区以种植晚稻为主,而其它地区却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干旱和救饥是早稻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太湖地区种植则很大程度上是赋税和雨水所致。

与所谓“双季稻”相比,国内史学界更加关注对于宋代稻麦二熟制的评价。宋代南方地区稻作和麦作都得到了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稻麦复种。这点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它的普及程度。一方认为,稻麦复种在宋代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另一方则认为,宋代虽然出现了稻麦复种的一年二熟制,但这种耕作制度并不普遍,其在粮食供应中的作用有限。分歧的产生并不在史料的收集,因为双方所依据的史料大体相当,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史料的理解。前者认为,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后者认为,稻麦复种在宋代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已有的资料尚不足以得出宋代稻麦复种有“较大发展”,或“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的结论,一些史料用来证明稻麦复种并不成立。稻、麦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异地而植,一般为高田种麦,低田种稻。最初的稻麦复种可能出现在麦田上,这是宋代稻作由低田向高田发展的产物。

学术界对于唐宋以后南方多熟制的普及程度虽然有不同的评估,但都肯定多熟种植作为一种技术已然出现。多熟制的出现往往会伴随着栽培方式的改变。如,为了解决前后作之间的季节矛盾,人们往往会采用育秧移栽的方式来延长作物在大田生长的时间。虽然育秧移栽的出现还有别的方面的考虑。但可以肯定的是唐宋以后,育秧移栽已成为中国传统稻作的主流,然而,原始的水稻栽培方式直播稻一直存在。在关注移栽所引发的中国水稻栽培革命性变化的同时,我也对中国历史上的直播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直播稻的地理分布、存在的原因分析、直播稻技术的演进和主要的直播稻品种。发现作为一种较为原始的稻作栽培技术,直播稻在水稻移栽技术出现之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顽强地保存下来。在人口稀少,经济、技术相对落后,以及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它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经过明清时期有识之士的推陈出新,直播稻不仅保留了直播的优势,同时也吸收了移栽技术中的一些优点。使直播稻技术由漫撒直播发展到区种直播。适应直播,特别是漫撒直播的需要,历史上还出现了一批直播稻品种。直播稻充分尊重稻作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避免了由于移栽所致的生长挫折,同时也减少了劳动力的支出,降低了稻作生产成本。直播稻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粮食产量和人口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对邻近的朝鲜等国的水稻生产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直播稻技术的更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直播技术能够适应稻作技术的持续发展。

占城稻的耐旱和黄穋稻的耐涝,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多熟制和直播稻其实都是环境的产物。近二三十年以后,随着环境史学的兴起,农业环境史(或农业历史地理学)受到更多的关注。2003年11月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一文(收入《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北万人出版社,2005,379-407页),该文考察了宋代以前的岭南稻作,影响岭南稻作发展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化、宋代岭南的稻作技术等方面,认为地广人稀,动植物资源费富,加上相对滞后的农耕技术构成了岭南地区旧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图景。但这种旧有的图景,在宋朝,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而改变。环境的变迁在一些动物的习性上得到反应,而社会发展的变化则在岭南的稻作农业上得到体现。宋代岭南地区的稻作整体上落后于江南地区;但在外来移民的影响之下已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自己原有的一些特色。

农具的发明和使用也同样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在农具的选择上也受到经济和农业生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稻作史上有两件农具经常被人提起,一是江东犁,一是铁搭。从技术的先进性而言,江东犁显然要胜过铁搭无数。但历史学家却发现,原本在唐朝就已广泛使用的江东犁到了明清时期反而被看似落后的铁搭所取代,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背后存在必然的原因。

《中国稻作史》封面

宋代稻作史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大多是以自由选题的方式进行,因此至今未有完成。拟意中的宋代稻作史研究包括:宋代稻作文献、宋代稻作基础、宋代稻作地理、宋代稻作耕作制度、宋代稻品种、宋代稻作农具与技术、宋代稻作与文化等。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在本论文集中有所反映。“《王祯农书》中的‘曾氏农书’试探》就是其中之一。研究稻作史和其他历史一样也必须首先掌握充分的材料。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同时,还必须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以研究宋代稻作史而言,除了使用《陈旉农书》、“耕织图”和“劝农文”等材料外,最常使用到的便是元代的《王祯农书》。虽然《王祯农书》大多材料来自宋代,但把《王祯农书》当作是宋代的材料来加以利用时,仍然需要做些考证的功夫。《王祯农书》中的“曾氏农书”即便如此。本文作者认为,这里的曾氏农书很可能就是宋代曾安止及其侄孙曾之谨所撰之《禾谱》和《农器谱》。本文就《王祯农书》和“曾氏农书”之关系进行了探讨。该文从两书的内容、结构、写作方法、行文中的用语和写作时的时态,判断一些王书中的内容可能来自曾书。《王祯农书》是对“曾氏农书”融会扩充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观点得到日本东海大学文学部教授渡部 武的肯定,他在研究成果报告书《に见えゐ中国伝统农具の総合的研究》(2004)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中国传统的稻作技术至宋代已基本定型。稻米支撑着此后中国千年的发展。水稻主产区的农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水稻生产的抗灾、防灾上面。成文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由徐光启撰写的《告乡里文》就是一篇应对稻田水灾的重要文献。这篇收录在明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中的文献,对于研究徐光启的生平事迹、农学思想的形成、传统农业对于灾害的应对,乃至农学知识的传播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徐光启《告乡里文》的发现也可以看作是稻作史研究的一项成果。在对《告乡里文》进行了初步的解读之后,我把它当作传统农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样本,与历史上的《劝农文》进行了比较,认为《告乡里文》采用了《劝农文》的形式却赋予了《劝农文》新的内容。与劝农文所体现的官民关系不同,《告乡里文》所诉诸的乡亲关系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告乡里文》中所传递的水稻防灾知识,既有徐光启原籍和外地通行的“寻种下秧”,也有外地传入的“买苗补种”,自创的“车水保苗”则是在旧有知识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延至《农政全书》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徐光启作为农学知识生产与传播者的继承与创新。

依据个人对中国稻作史的理解,我还从稻作技术发展水平和历法行用年代的分析,对傣族古歌谣中稻作年代进行了考证,从而推断,傣族古歌谣及其稻作很可能是唐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形成的。从而否定了此前的东汉说。

始见于清代地方文献记载的莳梧,是一种并不多见的水稻插秧器具,却启发了现代水稻插秧机的发明。然迄今不见有对莳梧的研究。通过对莳梧的名称、分布、工作原理,及与之相关的秧马问题,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进行了考证。文章认为中国最早的水稻插秧器具不是秧马,而是莳梧。莳梧主要流行于清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江苏南通一带农村。流行过程中,有音无字,故有莳梧、莳扶、莳芴、莳武和莳物等多种写法。在调研莳梧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秧马用途的新证据。明清时期,地方文献丰富,随着方志数字化的进展,利用丰富的地方文献去充实明清时期的中国稻作史内容,必将大有可为。

雨量器虽然不是专门的稻田农具,但却与稻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中国传统农具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器具之一。我在进行宋代稻作史的研究过程中,对于雨量观念的形成,雨量器的发明和使用,以及中国古代对于雨水的认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表了“雨量器在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发展”一文,指出出于对于农业的重视,中国人至少自秦汉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地方向中央上报雨泽的制度,唐宋时期便有了雨量概念的出现和雨量器的发明。但由于雨泽上报制度中所存在的各种弊端,不同的雨量标准的存在,以及传统文化对于雨水的认识,使雨量器及其所代表的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落后于原本向其学习的邻国。

雨量器和江东犁一样,反映中国在进入上一千年以后,传统工具在进入完善以后,在运用的领域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这与西方的发展大相径庭。也从一个侧面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但稻作技术的本身并没有倒退,稻米生产还在发展,养活的人口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如何评价宋代以后中国历史,停滞?还是发展?可能容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

宋代以后定型的南方稻作技术,不仅自身对于南方水稻生产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传到了北方,对中国北方的稻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秦岭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一直是以粟麦等旱地作物为主。但在一些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也有零星的分布范围大小不等的水稻种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受到南方稻作技术的影响,开始有意识地把南方的稻作技术引进到北方来,以缓解北方对于南方粮食的依赖。但由于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引进并不太成功。2011年,重大突破,“水稻在北方”,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将会以专著形式出现,但先期的一些成果将陆续发表。

在梳理相关学术史过程中,发现古今对与水稻种植关系最为密切的“水田”二字是存在误读的。最初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所谓“水田”,可能指的是水浇地,并不直接与水稻等水生作物挂钩,只是在受到南方稻作文化的影响之后,水田才与稻田等同起来,并在宋元明清时期藉由主体为南方籍士人的影响,在北方地区极力推行水利建设和水稻种植,进而引发有关中国北方水利和水稻种植的巨大争论,直到清朝一些著作家的笔下才出现了水田本义在实际上的回归,将兴修水利与种植水稻脱钩。早期文献中的“水田”既不等同于“水稻田”,也不是简单地与所谓“白田”相对。白田,是旱田中没有人工灌溉的农田,而水田在古文中则包括水稻田,也包括具备人工灌溉而种植其他旱地作物的农田。

北方水稻种植不多,食者更寡,并呈现出阶级化差异。贵族喜食的稻米,反而不为大众所好。宋元明清时期每年数以百万石漕粮最终消费者大多系在北方的南方人。北方稻米食用的阶级性,影响了北方水稻生产的发展,并使得北方稻米在生产上和消费上呈现出经济作物化和副食化的趋势。食物消费的这种阶级化差异现象在小麦、青稞、非洲稻米等作物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2007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约请我写作一本《中国稻作史》的学术著作,因我师游修龄教授已有同名著作出版在先,经与游师商量,我们在游先生原著《中国稻作史》基础上,修改补充了有关稻作文化史的内容,完成了《中国稻作史》的姊妹篇——《中国稻作文化史》。这也是我参与写作的最系统和完整的中国稻作史著作。

本书所收论文是过去近30年个人研究水稻史的一个总结。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稻作史的研究,尤其是在稻作的起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考古、农学、生物学和历史学家、民族学的共同努力,更多一些的早期稻作遗存被揭示出来,我们也更多地了解到水稻驯化早期的一些情况,7,8千年以前的稻作环境,甚至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及其人口状况。和这些最新的一些成果相比,本书中收录的一些成果现在看来有些还很不成熟。如关于水稻品种的起源及早期发展的历史研究中,虽然依据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和早期稻作遗存的发现,认定“江西稻种本土起源的可能性,而且它的中心可能就是鄱阳湖地区。”“江西稻种的历史便可以上溯到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时代。”但由于研究手段的落后,就未能像考古学家一样给江西稻作的起源以更有力的论证。20世纪90年代,由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和美国考古学权威马尼士博士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对江西上饶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水稻植物硅酸体(植硅石),其中包含有野生稻的植硅石,证明1万多年以前人类已经食用稻米。随着研究的深入了,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许会得到证实和修正。

我们在欣赏最近若干年来科技考古在稻作起源和早期驯化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增强了对以文献研究为主要取向的稻作史研究的自信,毕竟到目前为止,有关稻作史的文献资料还是要比考古资料更为丰富,因而也具有更大发挥的空间。科技考古在检测和鉴定出土遗存方面有其过人之处,但在涉及对遗存的解读时,科技考古工作者囿于对于历史时期的深入了解不够,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现象。他们只是套用一些外来的理论,用于对出土遗物的解释,或是在外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先入为主的研究。比如通过检测出土稻属植物大遗存小穗轴断面的光滑程度,来判断该稻属的驯化程度。但却没有考虑到植物本身的落粒性是不同的。不仅在籼亚种和粳亚种上存在区别,就是在同一亚种底下的不同品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落粒性太强固然可能成为被淘汰的理由,但历史告诉我们,脱粒困难也不一定是受到农人的欢迎性状。况且针对落粒性,农人也自有办法,这些办法可能就是在采集时代就累积起来了,比如利用豆类作物的后熟性,选择在豆子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收获,实现“豆熟于场”。因此,落粒性可能不是驯化阶段的唯一考虑。落粒性强的谷物和落粒性弱的谷物都有可能因自身的特点得到保留或淘汰。起源和驯化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单从落粒性上去考虑未免简单化。当然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

本书的主题是稻,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南方(特别是江西)水稻栽培的历史,视野相对来说比较狭窄。须知稻米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半数以上的人口靠稻米来养活,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物产,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2010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白馥兰(Francesca Bray)教授领导一支国际小组就开展了一项全球性的新稻史研究,并于201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们的研究成果:Rice: Global Networks and New Histories,稻米:全球网络和新史学。带着她的最新研究成果,2015年9月22日下午,白馥兰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题为“稻米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的报告。本人很荣幸地主持了这场报告。白馥兰教授认为,稻米的历史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趣交织在一起。稻作为一种作物、食品和商品在形塑和连接非洲、美洲、欧洲和几乎所有的亚洲地区的历史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白馥兰教授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稻米的全球化过程,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毋庸讳言,白馥兰教授代表的国际学者所具备的国际观和全球视野的确是我们所欠缺的。但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因为全球的历史也是由区域的历史组成,只是关注的问题不同。尤其是对于有着强烈地域性的农业史而言,更是如此。“农事随乡”的特点,增强了我们在农史研究中选择的自信。在白馥兰教授进行全球稻米史研究的同时,我正做着“水稻在中国北方的研究”,讨论十至十九世纪中国南方稻作技术在北方的传播及接受。我发现与稻米的全球化史论不同,稻米既不是一种随处可种,也不是人人爱吃的一种食物。稻米在中国这样一个水稻主产国来说,实现全国化都困难重重,更遑论其全球化。朱熹有言:“虽草木亦有理存焉。”宏观、微观,皆有可观。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白馥兰教授在赠送给我的新作上称我为她的“admired colleague钦佩的同行”,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也希望看作是与白馥兰教授及同行们的一次交流。

书中所收为近三十年来作者所撰写的有关稻作史方面的论文。选编时,以时间先后为序,同时适当分类。内容部分有些文章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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