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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游汝杰:地名与移民
2018-5-27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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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游汝杰:地名与移民

 周振鹤 江西地名研究 昨天

 江西地名研究

 

 

     编者按:周振鹤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在历史政治地理领域成就卓著,尤其周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完成,大大深化了政区地理的研究。周振鹤先生博学多闻,研究兴趣相当广泛,早年曾与语言学者游汝杰先生进行过深入交流和合作,在语言和文化的结合部探讨问题,不仅合作撰文,还一起完成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地名学涉及语言、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地名研究更是需要多学科参与和协作。今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征得周先生同意,陆续推送该书第五章“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各节内容,我们除分享该书的精彩内容外,更希望在今后的地名研究中把这种学科融合和交流持续下去。

 

 

 

地名与移民

文/周振鹤、游汝杰

 

作者简介:

       周振鹤,1941年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并旁及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以及中外语言接触史、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方言与中国文化》等,在《历史研究》、《方言》、《中华文史论丛》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随笔数十篇。

       游汝杰,1941年生。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先后担任过《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音学》、《汉藏语系概要》、《专业英语阅读》、《吴语概论》、《现代汉语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方言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汉语方言学导论》等,在《中国语文》、《方言》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现代云南东部有大量以所、堡、营、屯、旗、官、哨、庄等为通名的村庄,如陆良县的左所、右所、后所;刘官堡、李家堡、朱官堡;伏家营、孔家背、杨家营;方官屯、占屯、邑市屯;曹旗堡、周旗堡、朱旗田;黄官庄、孙官庄;棠林哨、松林哨等等。这些地名来源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保卫和开发边疆,在全国设立十多个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分设卫、所。所下还有更小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还与屯田制度相联系。《明史·沐英传》说:“(洪武二十年),平浪穹蛮,奉诏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田。”这些军屯都有固定的戍所,军籍世代相传,官兵皆有家室。他们设屯聚居之处有的是未有村庄的荒地,于是带军屯色彩的地名就应运而生,有的虽然原有村庄,旧村名也被新地名所取代。地名中称“官”的,该地的军事首领大多是千户、百户,而称“旗”的大多是担任总旗、小旗的军官。因为官旗的军职是世袭的,所以村庄名之前往往冠以该官员的姓氏,如上述的李、刘、朱、孔等。这一类地名为我们今天追寻明代军屯史迹提供了线索。


 

历史上的军屯不限于云南,在第二章中我们还提到过贵州的军屯。在现代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许多以“都”字结尾的地名。“都”字前边则冠以数词。如浙江的八都、福建的六都、江西的廿四都、湖南安徽广西的三都、广东的四都等。这些地名中的“都”,是晚唐以后的军队编制单位。每个都的兵员数额从一百至一千人不等。这些地名的分布是有区域特征的,只是集中分布在上文提到的南方省份(见图5-2),这些地方历史上显然有军队驻扎或实行过军屯制度。

地名和移民的关系最显著的是移民把旧地的地名搬到新地。东晋以后各地侨置的郡县沿用移民原居地的旧名,其他章节已述及,这里不赘。侨置郡县以外史籍上有时也明确记载着一些因移民而来的地名。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龟兹条说:“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县,故以名云。”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县,而龟兹县在今陕西。又注《汉书,两域传》温宿国条说:“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温宿国在今新疆阿克苏县,温宿岭在今陕西醴泉县。可见因移民而搬迁地名的事,自古就有。不过如此明确地记载得名经过,在史籍上是不多见的。中国文献历来对移民运动,不管是政府策划的移民或是民间自发的移民,大都语焉未详。但是如果从地名着手,尤其从许多小地名和方言地名着手,却常常能看出古代移民的一些线索。


 

北京地区有许多村名就留下了山西移民的痕迹。在大兴县东部和顺义县西北部有大同营、屯留营、河津营、上下黎城、潞城营、霍州营、忻州营、夏县营、东西绛州营、稷山营、蒲州营、红铜(即洪洞)营。这些村名也都是山西的州县名。明初自洪武二十年至永乐十四年,有文献载录的由山西向北京移民就不下七次,而且每次动辄万户。这样的大事,竟没有一本史籍有过完整记载。七次移民的简单情况见于《明实录》、《续文献通考》和《明史》,其对移民的原居地都说得极不详细。如《明史·成祖纪》载: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清人所著《宸垣识略》卷十二也提到大兴县凤河一带永乐二年移山东西民填之……计营五十八。也太简略。而上述村背的名字等于向我们指明山西移民原居哪些州县,来到北京后安置何处,这对弄清明代移民的情况和北京地区的开发问题无疑具有一定意义。就上述所举北京地区十几个村落名来看,虽然已经几乎遍及山西全省,但还远远不如僻处西北的敦煌县城的地名来得典型。


 

敦煌县的小地名多以甘肃省各县为名,它反映的是清代的移民史实。如三危乡有泾州(今泾川)、两当、会宁、镇原、狄道、灵台等村名,杨家桥乡有礼县、安化(今庆阳)、洮州(今临潭)、岷州、兰州、华亭、合水等村名,孟家桥乡有西宁堡、河州(今临夏)堡、武威庙等村名。这些村名的分布还有一定的规律性,即党河以东各村名多为陇东、陇南各县名,党河西部各县名则多为河西各县名。甚至敦煌县城内的街巷也有以县名为名的,如兰州巷、固原巷、伏羌巷(今甘谷)、秦州巷(今秦安)。这种现象完全是有计划的移民造成的。嘉靖年间明政府放弃嘉峪关以外各地,敦煌完全成为吐鲁番的牧地。农田荒芜长达二百年,直至清雍正初年才又从当时甘肃全省五十六州县移民两千余户,到敦煌屯田。各州县迁来的移民按政府划定的区域居住,并以原来的州县命名新村,所以今天敦煌才有如此整齐独特的村名。上述西宁堡是取今青海省会西宁为名,当时属甘肃。还有一种跟移民有关的地名虽然不是以移民的原居地为名,也体现了另一种特殊性。如甘肃民勤县湖区红柳园以北各乡村名,依次取用《千字文》中的字作为村名的首字(贬义字不取),如跟“天地玄黄”相应,有天成(今收成乡)、地平、元和、黄岑四个村名,有的还加上东、西县,或上、下县等字样,如下润西县,秋成上县等。而且这些村名的地理外布有一定的顺序,大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很显然这种人为排定的地名反映了一种有组织的、由政府统一安排的、较大规模的移民背景,民勤县的方言只有三个声调,这在汉语方言中是较特殊的,这可能也跟移民背景有关。与民勤县相类似,在吉林乾安县也有这一类地名存在。打开乾安县地图,图面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正天字井、前地字井、后宙字井、西金字井、大滨字井等等地名,全县几乎没有一个村名在《千字文》之外。

△《千字文》


 

《千字文》地名异曲同工的还有安西县以“工”为名的乡村名。由“头工”直至“十工”。这些村落分布在安西县城西部,大约每隔二公里是一工,整齐排列。这也显然是由移民所至。《安西县新志》,清雍正年间,吐鲁番回民八千多口在安西筑城安置,亦四里见方筑一工堡,依次取名头工、二工……同治年间回民返回原籍,城堡遂废,其后汉人又来此垦殖,这些地名仍被沿用至今。


 

有计划的移民与大规模屯田有关,因此也有出现与民屯有关的地名,如有些村子以屯田的地块划分为名。甘肃省金塔县有上八分、中三分、西四分等村名;酒泉县有七分脑、西二、东四等村名。还有些村名以屯田地块形状和方位结合命名,如民勤县的东正方形、下正方形;甚至以所屯田的产量数命名,如上三十石、十八石等等。①[①据李并成《对河西一些古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师院学报增刊》1984年。]


 

移民有时并不把原居地地名完全照搬,而是使用与原居地相同的地名通名如岭南客家区的地名通名和浙南、闽北很明显是属于同一系统的,它启示我们岭南部分客家人是从闽北、浙南迁去的。这些地区常用共同的地名通名是:嶂、磜、崠、坑、潭、里、峰、溪、洋、源、州、濑、坪、浦、陇、墩、圳等。其中又以从福建宁化县的地名跟岭南客家地名最为一致,这并不足怪,因为岭南客家人不少是从宁化迁去的。以下是岭南、闽北和浙南地名类同的一些例子。

岭南:磜下、仙花嶂、黄竹洋、雁濑塘、龙潭、楼子崠、朱坑

闽北:刘地磜、牛皮濑、小洋州、牛牯岭、洋坑、旧墩

浙南:白水磜、崑濑、青𥪮、梅坑、横洋、吴墩

 


 

 

内蒙古有一些地名比较特别,它们跟历史上汉族移民在当地的生活方式有关。十六世纪中叶,陕西、山西北部汉族农民开始流迁漠南蒙古西部地区垦荒,此后入蒙的汉族农民络绎不绝。这些农民初来时多为一家半户,临时搭一间陋室或就坡地挖掘窑洞作为栖身之所。因此这些地方多以“房窑”作为所居地的地名通名。如一间房、三间房、一间窑、三道窑等。如果有较多户数聚居,那么就以“营、村”作为通名。到了二十世纪,内地汉族农民更是成群结队前去落户,于是地名也就从一间房递增至十间房:从一间窑递增至九间窑;从三道背递增至十道营;从一家村递增至十家村。有的独门独户居住在一地的,初时即以垦荒者本人的姓名为地名,以后仍沿用,如马方树圪旦(杭后旗)、任三窑子(准旗),任志祥营子(太仆寺旗)。


 

台湾高山族的祖先是台湾岛的原始居民,对宝岛的开发有不可磨灭的功迹。台湾自古是我国的领土,清代康熙年间以后,更有大量福建人和广东人移居宝岛,他们把原籍的地名原封不动地搬到台湾来。这给今天追寻移民的来源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如台北县有泉州厝、漳州寮,台中县有同安厝,嘉义县有安溪寮,台南县有诏安厝,这些地名都是闽南的州县名,即以县名作为乡村名。另一种是乡村名依旧用作乡村名,如晋江县东石乡自明朝末年就有人移居台湾,他们的所居地后来就成为嘉义县东石乡。又如与晋江县林口乡相对应,台北县也有林口乡。据台湾学者统计,以大陆祖籍地名命名的台湾乡村总共有八十六个,其中福建五十一个,广东三十个,其他省份五个。

除了搬用原籍的地名外,台湾的许多小地名还采用移民的姓氏命名,如彰化县的顶粘村和厦(下)粘村,是福建晋江粘厝埔粘氏兄弟在清代乾隆年间到台湾奠基的。这类地名还有陈厝、林厝、刘厝、许厝、何厝、廖厝、钱厝坑、胡厝寮等等。其数量据统计也与原籍地名相去不远。台湾的这一类地名不但对研究移民史有一定的价值,而且也深刻地表明了大陆与台湾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


 

在北方还有较大地名远距离完全雷同的现象(小地名重合不足为奇),如从新疆到河南有不少地名相重合,即西边有某一个地名,东边也有这个地名。例如新疆和甘肃安西都有疏勒;甘肃秦州和陕西汉中都有潘冢山;甘肃巩昌和陕西兴安都有崆峒;陕西凤翔府和河南南阳府都有石门山。这是不是暗示了某种东西向的古代大移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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